溫家寶出訪，一直展現他溫情的一面，講台灣問題，引余光中的詩說「鄉愁」；又引艾青的詩說自己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他又說他童年經歷抗戰，說他母親對他教導要「真實、真情、真摰、真切」……。總之，感情滿瀉。
筆者不禁想起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一篇文章，這是將近二十年前梁冬繙譯刊登在筆者主編的《九十年代》上的文章，題目是《最後告別之城》。
昆德拉在文章中，自敍一九六八年蘇軍佔領捷克之後三天，他從布拉格開車，路過一個俄國兵的檢查站。他被搜查完之後，一位俄國軍官問他：「你感覺如何？」俄國軍官顯然沒有惡意，也無心譏諷，他繼續說：「這只是一場大誤會，遲早事實會顯明的。你得知道，我們愛捷克人，我們愛你！」
昆德拉接下來寫道：「你整個國家被數以千計的坦克踐踏，前途黯淡不明，政府領袖抓的被抓，罷免的被罷免，而一個佔領軍竟向你宣傳愛的訊息。別誤會我──他從未想去譴責這場侵略。他們大部份像他說的那樣，揮軍入侵時抱的不是摧花賊的殘忍快感，而是苦戀者的情懷。為甚麼我們深愛的捷克人死也不願照我們的方式生活，為甚麼我們要被迫用坦克去教他們如何去愛？
人不能沒有感情，但當感情本身變成某種價值、變成衡量是非的標準，或是開釋某種行為的藉口時，就變得非常危險。最恐怖的行為往往出於最高貴的愛國情操，而人是洋溢着詩意的動物，在聖潔底愛的名義下殺人放火」。
昆德拉在文章中，回溯西方基督化社會「將情感提升成為一種價值」的歷史，包括耶穌教人們樂意受苦，中世紀武士詩歌頌愛情，政治家煽動群眾，將政治情感化為力量。一直到文藝復興，才為「西方感性傳統注入了與之平衡的理性的精神」──獨立的個人、人的理性、懷疑、思想多元化、寬容，以及「對人類社會相對化的認識和因之而來的遊戲態度，由此西方世界才真正走向成熟。」
所謂理性，就是可以計量的、可以數字化的東西，而感情是無法量度的。當「愛」產生時，愛的對象就變成難以量度的聖潔和美麗。當一個人被「愛國熱情」所激勵時就有了德國納粹黨，有了日本的神風敢死隊，有宗教的狂熱信徒，有紅衞兵，也有懷着苦戀情懷的入侵捷克的俄國軍人。
如果以理性主義去處理兩岸關係，那就簡單不過。兩岸事實上已是重要貿易夥伴，台灣已有數十萬人常居大陸。兩岸之間還有啥個「鄉愁」呢？台灣要加入國際組織，讓它加入又於中國何損？宣布不對台使用武力對最終統一又有甚麼影響？
但「愛國」感情支配之下，感情就會超越理性啦。中國領導人既對台灣抱着苦戀者的情懷，他們當然就要用導彈去向台灣傳達愛的訊息，去教他們如何含着淚水愛這片土地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