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型經濟」這個名稱曾經是董建華政府經常掛在口邊的名字，近日，由於政府要大幅削減教育經費來減輕財赤，政府官員已很少再提及這個名字了。
馬國明
在人類的歷史裏，追求知識一向被認為是為了知識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更認為最重要的知識是認識自己。但現代科學的長促發展充份展露了知識的無窮妙用，更甚者，啟蒙運動把知識放在傳統和權威之上，以知識作為行事的準則，有知識也就可以確立準則，因此知識就是權力。而知識亦同時受到掌權者的密切注視。例如當愛滋病在中國日趨嚴重時，病患者的數字卻無從知道，很明顯，這方面的知識是高度敏感的。
另一方面在大學削資的討論裏，不只一位評論者指出，本地的大專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受制於政府的官僚。如理大林本利教授便指出大學的課程發展受制於政府對人力資源需求的預測。
不提這個政府連電力需求也估錯了，即使政府的預測準確，大學的發展也充其量只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但按定義，只有工業生產才會完全以市場的既有需求為依據，知識的產品則能同時製造對產品的需求，毋須依賴市場。
因此，要發揮「知識型經濟」的特色，知識的獨立是先決條件。但根據MichaelApple的《TheState&thePoliticsofKnowledge》，政府對知識的干預往往是層出不窮，尤其是政府能夠在三言兩語間便對知識下了官方的定義。像簡單的一句「教育是投資，不是開支」便已是一種定義，再加上撥款的各種準則，政府對那些知識被重視，那些被忽略是舉足輕重的。
眾所周知，美國的一流大學財政獨立，毋須倚賴政府資助。香港的大學當然還沒有財政獨立的條件，但這一點會否就是不能與人家相比的關鍵。這裏涉及的問題並不是資源多少的問題，而是人家財政獨立，便能按着自己的學術傳統和專長而發展，毋須聽命於政府，發展一些非己所長的課程，兩不討好。
在大學削資的討論裏，個別院校的校長便擔心政府以削資來重整本港大專教育，個別院校即使不致關閉，也會面目全非。在財赤嚴峻的情況下，政府削減大學資源已勢在必行，但削減資源後，政府對大學的影響只會加而不會減。整體資源減少，個別項目的撥款所產生的槓桿作用就只會更大，大學削資因而只會增加政府對本地學術機構的干預，這點是最令人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