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由「四大護法」透過新華社說重話，一般的內容還可以說是提醒香港人，政改不能離開《基本法》，不能離開「一國」的原則，惟有許崇德的話最讓香港要推動民主政治的人士震驚，他認為香港是否需要政改，要由中央來判斷，若由香港人自行決定，那就等於「獨立」了。有論者認為《基本法》沒有作出先要由中央批准香港才可以討論是否需要政改的規定，而且也不可能先由中央批准香港才開始作政改的民意諮詢；既非《基本法》規定，因此許崇德的話可以置之不理。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陳弘毅則認為，香港未來政制發展路向不是香港單方面可以決定的，所以在香港社會內部尋求共識的同時，也要與中央政府凝聚共識，他還建議民主派要跟中央溝通，就要先清除一些大問題上的障礙，例如放下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場，不能動內地政制等。
筆者認為，香港政改如要同中央政府凝聚共識的話，許崇德的話就不能置之不理，因為他的意見實際上反映了專權政治之下的執政共產黨的立場。在中國，牽涉到「共產黨領導權力」這樣的問題時，從來沒有學者個人的見解，而只有黨的立場。中共黨的立場是甚麼呢？從建國以來就是中央集權，而從不容許地方上形成自主權力。中共建國初期，高崗在東北剛剛有一點自主的勢力，立即被中共中央以「搞獨立王國」予以整肅；廣東省一些曾在中共領導下打游擊的地方勢力，也被中共南下幹部所整肅。過去五十多年，中共從來不讓任何地方上土生土長的幹部擔任本地的領導職務，而總是由外來幹部擔任領導。因此，鄧小平容許「港人治港」，已是違反中共黨一貫作風的格外「開恩」了。但《基本法》仍設下種種框架，讓中央對治港的港人保留最後的發言權。
從一九八五年《基本法》開始起草，一直到彭定康政改方案，十多年來中共都是千方百計阻止香港民主的發展。中英談判時，中共否定香港人應有一個角色；討論《基本法》政制時，又對發展民主多所設限；對港英推動的民主，北京也與之爭執不斷，甚至把彭定康說成「千古罪人」。從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到九七回歸，十多年過渡期所爭的其實只有一件事，就是香港的民主。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如果香港建立起民主制度，如果特首由普選產生，那麼即使中央有任命權，普選出來的特首仍可以挾香港的民意，「民命」自重，並可能與中央「對抗」，可以「不聽話」，也就是可以成為「獨立王國」。許崇德講的「獨立」，跟西方法律觀念的「獨立」不一樣。西方法律觀點認為有人大常委就政改把關，就不是「獨立」，特首由中央任命就不是「獨立」，但從中共一貫獨攬大權的觀念來看，任何來自地方人民的授權，都足以形成與中央對抗的「獨立」。
香港追求當家自主的市民，是很難與專權政治的中央，在民主問題上形成共識的。我們能做的，只是推動在立法會選舉中形成三分二的多數，通過○七、○八年的普選方案，那時且看中央是否會在國際社會關注之下，公然否決香港民意。若出現這種情況，香港人只好再上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