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教授接受中文大學頒的榮譽博士，來香港，十二月四日晚上我們在鍾玲教授華景山莊家飯敘；一晃眼，十年沒見面；上回見，是文學節，在電視屏幕上靈光一閃，瞥眼間，知道人還健朗，就安心。
見余先生伉儷，也見了黃國彬教授、王良和博士和胡燕青等詩人朋友。「我到中大的時候，四十七歲。」余先生有點感慨。歲月的計程車在身旁響號，聲聲催人老。當年他來，也帶來了「余派」這個名詞；說的人，都帶貶義；其實，能成派，總得是個宗師，或者有點宗師的氣度，能影響人，成為模範。
後來，學余先生文風的，多成才成器；反而，含血欺世的那一夥，只能成群，成為狐群，成黨，成為狗黨；四方頭三角眼的報社老總，廣庇文醜；自欺大師竊居學院要職，搜掠藝術綜援自肥；歪風久吹，到底不成氣象。
我是十七歲那年參加青年文學獎的「文學研習室」，受教於余先生的；當時，黃國彬和梁錫華先生都是教現代詩的導師，有幸上過他們幾堂課，事實上，我一直視他們為老師。寫作人，最好能有好的師承；能承，才能開創。寫作，可以離經叛道，卻不包括「師道」，那是根基，世上沒有脫離根基的大廈。
一室讀書人，人人是學者教授，談文論藝，可以神遊學海，修補五百年前某一首詩某一隻長蟲的韻腳；我這個忽然生意人，更形傖俗了。我是不會成派的；好在也不群，不黨；我的「位置」，是自己搭出來的；如果錢夠多，我會僱人畫一頭恐龍大的吊睛白額虎，展掛高堂，畫前一張紫檀太師椅，閒來，就大剌剌穩坐其上，看四壁橫披直軸大書的豔句浮詞，我要自立門戶，讓一個字頭誕生，字頭，就叫「文學」；狐群寒夜靠藝術綜援取暖，我文壇阿公，偏要對着大街納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