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董建華每次北上「述職」，總牽動許多人的惻隱之情。香港人在電視新聞看見的董特首，每次蒙「國家領導人」召見之後，總是神情憔悴緊張，答記者的問題時心不在焉。董特首的「述職」，愈來愈像上刀山下油鍋，香港人逐漸聽懂了中國領袖當着董建華的面只大讚澳門特首何厚鏵工作出色的「政治留白」的「中國式江湖唇語」，為老人家奔波於京港，無力挽狂瀾的窘態而替他揑一把汗。
殖民地時代，在香港主權問題浮現之前，前港督麥理浩去倫敦述職，不是大新聞，在報紙只見諸「港督昨夜飛赴英國述職」的短短數十字。原因是除了當時的香港人對英國放心，不要求所謂「透明度」，還有香港的總督效率高，有外交部的信任，麥理浩可以獨力決定宏大的施政主題，如推行廉政、實施九年免費教育、居屋計劃，從而建立香港人的本土歸屬感，循例上報英廷，外交部的香港和遠東事務次官都會照准。
董建華的「述職」，如「施政報告」一樣，雖然抄襲了前殖民地的英式行政形式，卻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神髓，有點像中國二千年前盛行的「泰山封禪」的儀式。秦始皇是六合至尊，開了帶領文武百官前赴東嶽泰山的先例，在山頂豎起一塊功碑，稟告上天，「滙報」工作。其後的漢武帝劉徹相隨，五年一度，也率領文武百官去泰山封禪，分別在於秦始皇的封禪，意在向上天「表功」，到了漢武帝，已經學會了畏天命，封禪的心理已是「受命」了。
「封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宗廟制度」的源頭。中國的政治有宗教和宗族的特徵，董建華與將來的香港特首，視乎香港的經濟衰退，上京都難免慌張迷亂。區選之後上京，胡錦濤衝着他一見面就問了咄咄迫人的問題：失業率改善了沒有？經濟復甦了沒有？
得知香港人要求董建華向中國申說二○○七年普選特首的願望之際，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專家」出面警告：要討論政制的變動，必先得到中國政府的首肯，否則「形同獨立」。這些「法律專家」完全違越了基本法中的「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特首同意」之後才輪到「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時序。這樣中國的「法律專家」，不禁令人想起前布政司鍾逸傑的一句智慧名言：「中國並不是要操控選舉，他們只想預先知道選舉的結果。」
董建華「述職」之唯唯諾諾、戰戰兢兢，也正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宗廟制度意識的條件反射行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中國宗廟制度的框框之下，缺乏現代社會的意義。香港經濟藥石無靈，中國政府以「自由行」和CEPA相救，容易招惹大陸其他貧窮省域的不滿，胡溫面見董建華時也暗中警告：「歸根結底也要靠自己的努力了」。紅樓夢第五十三回，賈府舉行族祭，其後由族長賈珍主持分配祀品。賈珍把祀品分為兩大部份，一部份是充公，由榮寧兩府共享，另一部份，再細分為許多堆，「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輪到賈芹來領取時，賈珍知道賈芹有個差使，聘用一些和尚來管理水月庵，每月的薪水支出，賈府另有一盤會計帳，而宗族的祀品，卻是分派給賈府中「閒着無事沒進益」的貧困族人的，賈芹也來厚顏領取：（聽見大爺這裏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但賈珍卻說他是冒領「扶貧物資」，因此賈珍當面訓斥：「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裏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得像個手裏使錢辦事的？」愈說愈氣，拒絕支付，就把後輩賈芹趕走了。
此所以前港督去倫敦述職，沒有甚麼新聞，因為英國實施的是法治管理；董建華去北京述職，每次都戲味無窮，因為中國社會行的是宗廟制。董建華剛上台時意氣風發，宏圖滿腹，上京有如擺功；六年於茲，有如鬥敗了的公雞，「述職」有如受命。
而本來明明屬於「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也因為中國向香港的輸血救市的施捨在先，悄悄的被中國人大的幾個「法律專家」偷雞摸狗地收回在後（雖然鄧小平說過，關於香港的重大事務，「我說，是正式的」，還有總理、外交部發言人寥寥幾個說的，「也是正式的」，其他人如黃華和耿颷的發言，全是「胡說八道」），中國的人治好戲，由秦漢的封禪，到賈府的太公分豬肉，怎會不高潮迭起、精采連場？
（圖）董建華（左）每次上京述職，皆令外界關注中央會否公開「挺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