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圓
資訊科技的發達，令社會變遷的節奏愈來愈急速。七十年代初期，任憑當時的領導如何有識見，都不可能預測今天香港能夠蛻變為國際性金融中心，並且倚仗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而得以繼續繁榮。七十年代沒有可能的預測，在現今的環境下更是難上加難。特區政府上周公布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第三階段公眾諮詢文件，本身就是一個沒有可能實現的使命。
用2003年的眼光去規劃2030年的世界，要是純粹從規劃的角度進行，恐怕只會適得其反，結果反而是窒礙了社會的發展。如此長遠的規劃，實際上需要很強的「願景」成份，以勾劃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並且制訂藍圖。特區政府將這樣的任務，委於負責土地規劃的執行部門──規劃署──主理，而非由更高級的政策局或政務司司長等主要官員統領，本身已是一大敗筆。
文件的內容脫離不了既有的框框，報告開宗明義指出：「香港應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充份把握與內地日益緊密的聯繫，成為世界級國際城市和亞洲主要都會。」這樣的定位，驟眼看來與特區政府官員近年的公關宣傳無異。三十年後是否仍然適用，屆時香港是否仍能得以繼續依附內地的經濟發展，以保持它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實在成疑。
報告提出的三大發展方向分別是：提供優質生活環境、提升經濟競爭力和加強與內地聯繫，把香港的發展遠景歸結為硬件和經濟發展的問題，而完全忽略了社會人文因素。例如，文件對「大學城」的建議如是說：「構思中的大學城是一個設計優良的發展區，當中不但包括教學大樓，還有房屋、商店、公園及其他配套設施，豐富校園生活及營造學習氣氛。」至於大學培養的是甚麼學生，是否切合香港長遠的發展目標，文件則一概欠奉。
基於文件以規劃為重心，長遠來說香港的民主政制的發展，以及政治制度和社會規劃、發展的互動關係，亦只有遭遇同一命運。這樣的諮詢文件，又能為2030年的香港提供甚麼樣的策略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