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香港人不應向中央乞求恩賜的民主，但面對區選後香港的政治形勢，中央是否要調整對香港的政策，也是值得關注的事。民建聯在區選之敗，敗在「保皇」路線，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作為皇者的董伯，與保皇黨的民建聯，這對連體兄弟，似乎必須進行身體分離的切割手術才能生存。清楚地說，就是民建聯必須放棄保皇立場才有望重新爭取到一些市民的支持，又或者董為求自保，就要拋棄與民建聯的聯盟，改為向自由黨以至民主派傾斜。而中央將會棄董還是棄民建聯，也是一個兩難的抉擇。
六年多來，董政權的種種敗績，歸根結柢是中央涉港部門，在香港傳統左派及中聯辦官員的唆擺之下，違背了鄧小平生前指示的香港回歸後的管治路線。當年鄧小平指示，回歸後香港的管治力量，左派可以有一點，主要是中間派，而右派也要佔一席位。總的來說，就是以中間派為主流。
甚麼是中間派呢？就整個社會來說，就是香港的施政要向中產階層傾斜；就管治班子來說，就是以原有公務員的精英隊伍為主要依靠的力量。中間派絕不是傳統左派，絕不是所謂親中陣營。這是非常清楚的事。
董伯登場後，起先仍依靠陳方安生領導公務員隊伍去管治香港，行政會議中也有若干中產階層的社會精英參與，但其後，董伯就在傳統左派和八十年代中期忽然轉左的人士擺布下，變得愈來愈左。董伯身邊的人，包括特首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他來自《文匯報》，中央政策組的曾德成原是《大公報》總編輯。現時行政會議的幾位非官守成員中，有來自傳統左派的曾鈺成和鄭耀棠。對董伯有重要影響的，還有在八十年代中期忽然轉左的人士，包括梁振英、鄔維庸、邵善波等人。
傳統左派和忽然轉左人士，有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自知他們最大的本錢就是北京的信任，他們宣稱愛國而實是愛黨，更真確地說是要執行當前中央領導人的意向。當然，他們向北京提供的報告也影響了不大了解香港情勢的中央領導人的意向。他們說七一遊行的市民被誤導，而實際上是他們一直在誤導中央。
此外，他們也如魯迅所說的「拉大旗作虎皮」，去左右董伯的施政。於是董伯在他們的擺布下，原先與民主派還有所溝通，結果演變成對罵；原先仍依靠陳方安生領導公務員隊伍，結果獨自操控三司十一局。董伯對所有傳統左派的聚會，包括一些影響力極低的報刊的報慶，傳統左派中學的校慶，他都從不缺席。董伯更不顧市民特別是警隊的反應而頒大紫荊獎給暴動「英雄」楊光。最後，發展到廿三條立法，更完全不顧香港市民的人權和民意民情而一意孤行。董政權敗績的癥結，就是他在左派包圍下，違反鄧小平的指示，全身投向左派，到今天更發展成連體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