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葉鐵板釘釘告訴我說寫＜第二隻布穀＞的大年是呂大年，是語言學家呂叔湘的公子，我在＜英國兩隻布穀鳥＞裏照他說的寫了。「我真是夠糊塗的，」他看了我的專欄來傳真說，「明知道呂大年是呂叔湘先生的外孫（從母姓），卻跟你說是呂的公子，拜讀大作，忽然意識到說錯了！」幸虧我沒有順着虎父虎子的佳話大做文章，將來出集子改「公子」二字為「外孫，從母親姓呂」就行了。
呂叔湘先生寫的《文言虛字》、《語法修辭講話》、《漢語語法分析問題》跟一些隨筆我早年都讀過，聽說他還寫了一本《中國人學英文》，我至今買不到，書店查過電腦也查不出頭緒。呂老先生三十年代留學英國，在牛津讀人類學，在倫大讀圖書館學，我的老師劉殿爵教授好像也是那年代在英國認識他。他們那一代留英學人英文都下過苦功，隨便聊聊英國的文字、文學都見山見水，明明媚媚，閑來要肯寫些學英文的心得，我們這些晚輩福氣可大了。
前幾天聽一些政府中人說特區政府要曾蔭權想法子提高香港青少年的英文水平，希望提高到商家僱主滿意的程度。這套構想很新鮮。我不相信香港青少年的英文都蹩腳，老師好、家教好的年輕人英文不會差到那裏去。政府靠商家僱主的要求去制定青少年英文程度的合格水平，等於把語文教育當成一杯咖啡，把語文老師當成餐廳的侍者：「加不加牛奶？要放幾塊糖？」語文教育一旦量化，一旦全方位應付考試，學習語文的興趣自然消亡了。
我對語文教學的傳統看法誠然不是當今正統的看法。我寵慣年輕人，看他們只顧應付考試的苦况總是大不忍心。三、四十年前我剛來香港那幾年常在一位江浙老先生家裏看到兩三個學生跟他學中英文，老先生只給他們講故事、要他們多看書、要他們多背誦、要他們多寫作。這些學生好幾年後一個當了律師，一個做了老闆，一個是行政總裁，英文好得可以挑剔《UndertheTuscanSun》裏的句法，中文細膩得可以說出張大千題畫詩裏不當的虛詞。
老先生過世好多年了。大陸上呂叔湘先生那樣的語文名家也都過世了。台灣教過我這一代人的碩儒名宿尤其凋零。香港的劉殿爵教授、饒宗頤教授當然也紛紛退休了。看到楊鐵樑先生在義務教英文，看到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的夫人在指點青少年的英語發音，我很替他們的學生高興。我的朋友吳靄儀、詹德隆偶然到學堂裏給學生們講講學好英文的方法，我也覺得有意思。古德明天天在報紙上寫的那塊《征服英語》更是我不會不看的專欄。
「永遠記得把學習語文當成生活的一部分：衣食住行樣樣都試着用英文和中文去捉摸，去推敲！」我少年時代的英文老師黃瑞昌先生常常這樣說。黃老師三四十年代在香港大學讀書，聽說跟張愛玲同過學，抗戰勝利後去了南洋，一生獨身，一生教書，五十年代我第一次讀呂叔湘先生的兩三篇語文文章正巧是在黃老師的書齋裏：「中文語法太難搞，這位呂叔湘先生簡直慷慨赴義！」他開玩笑說。
（圖）張大千一九六七年《利市三倍》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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