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RobertJ.Shiller
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這些先進國家，何以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居高不下？進一步來說，這些國家都曾經蓬勃發展，但為何不能夠在領導全球經濟，創意工業，尤其是在決定未來世界走向的高新科技方面，展現經濟強國的本色？
早在數十年前，這些國家的生育率已急劇下降，令人更難理解何以其經濟表現遠遜預期。它們的人口都以生產力最強、子女負擔也較輕的中年人居多。相比之下，美國有大量兒童要照顧，而且人口不斷增長，必須持續投放更多資源作配合。德法等國的人均生活水平，理應比美國優勝幾籌。
話說回來，今天的優勢可能成為明天的問題。歐洲和日本的人口逐漸老化時，其相對於美國的短期優勢就會消失，屆時將面對嚴重問題。可是，它們現時面對的經濟困境卻另有原因。
哥倫比亞大學的Phelps教授提出，這些低增長國家的經濟缺乏「活力」（dynamism），包括企業精神及提供融資渠道的金融體制。熊彼得早在六十年前提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在於「創造性破壞」──上述兩項因素正是釋放這股動力的必要條件。
對低增長國家來說，這是否準確的描述？常見的說法是，歐洲大陸和日本缺乏英美那種生機蓬勃的冒險傳統。可是，從基本價值取向以至個人喜好等方面，都很難發現這些國家和美國之間有甚麼差別。
十年前，我和俄羅斯的Boycko教授和烏克蘭的Korobov教授合作，比較研究美國、俄羅斯、烏克蘭、日本、東德及西德等國家對資本主義的經濟觀感。結果顯示，雖然各國對市場及企業的觀感有所出入，但最大的分別在於實際環境：部份國家的國民較缺乏上進動力，並覺得政府加強管制將窒礙其發展機會。
故此，部份發達國家的經濟停滯不前，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於基本文化差異或金融基礎薄弱，而是國家的政策不鼓勵努力上進。事實上，上述部份國家的金融制度，在世界位列前茅。
九十年代後期，環球金融市場出現非理性亢奮，對新興金融體制的發展造成挫折。然而，很多低增長國家只是近年才致力引入創業板市場，以促進股市發展，提供風險投資的機會，例如法國的NouveauMarche、德國的NeuerMarkt、意大利的NuovoMercato和日本的Mothers等等。
這些以美國NASDAQ為藍本的新興市場，都有大量基礎薄弱的公司掛牌上市。2000年以來環球股市急挫，進一步打擊這些公司。德國的新市場已倒閉，其他創業板也交投淡靜，甚至凋零落索。不過，改善風險投資的過程不免有挫折，毋須反應過敏。況且，不完善的金融體制確實窒礙經濟增長。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今年秋季，歐洲出版的幾本新書都不約而同探討歐洲經濟疲弱的原因。其中，辛恩（Hans-WernerSinn）的《德國還有救嗎？》所提出的理論最具說服力。
辛恩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德國目前的困境是基於政策不鼓勵工作──德國的勞工法例以嚴格著名，但問題遠不止此──而總理施萊德的改革方案並沒有消除這些障礙。
辛恩考察德國的稅務和社會福利制度，發現在現行制度下，任何有兩名子女的家庭，即使其父母完全不工作，每月也有不少於1,500歐元的收入。這份入息比鋼鐵業非技術工人還要高。政府此舉無疑鼓勵非技術工人不事生產。
東德的經濟發展雖然遠遠落後，但其社會福利金額卻與西德看齊，反效果因此更加明顯。辛恩估計，一個領取福利的東歐家庭，其入息相當於波蘭平均家庭入息的四倍，或匈牙利平均家庭入息的六倍。在東德聘用工人的門檻這麼高，難怪企業都不願在該處設廠。東德領取的國家補助金額，相當於其國民產值的45%。
幾十年來，意大利的Mezzogiorno一直需要政府龐大補貼。辛恩預測，實施高福利政策的東德，將會像Mezzogiorno一樣成為失業問題揮之不去的地區。此外，歐洲憲法的擬稿中，有條款禁止在福利政策上歧視其他歐盟國家的移民。辛恩認為若歐盟採納此條款，「歐洲最終將會有二十個Mezzogiorno」。
辛恩建議在稅率和福利金額上作出調整，這些技術性方案不會即時大幅改變國民習性。長遠而言，各國應建立鼓勵上進的制度，以改變國民對追求財富的期望，並增加「邊做邊學」的工作機會。這樣，年輕人就能夠從切身經驗中體會到，肩負自己的經濟責任是一種成就，勤奮工作和承擔短期風險往往既明智又有益處。只要這種精神在社會扎根，金融體制的發展──以至蓬勃的經濟增長──就會隨之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