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大學生通常贏得社會的同情，但說句公道話，大學生不管乖不乖，有時也很令人討厭。
倒董、反中、親民主派，通通不是問題。但大學生沒讀通幾本書，在大學最先學到的是投訴—課程的參考閱讀書目太長、餐廳的咖啡太貴、教授講師上課太沉悶，由於教職員年終要由大學生來評論表現，於是講師被迫轉型為電台名嘴，而教授天可憐見，已經年逾花甲，還要努力學習做TalkShow！
然後，大學生的三年學會了吹牛皮。喜歡學人蒲吧，在星巴克多愁善感地拿着一本愛德華薩伊的《東方主義》（只因為這本書據說遠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很流行），翻了幾頁，偷眼看看俏麗的女侍應—原來她根本沒留意自己，算了—把英文書放下，走到外面的報攤，買一本《忽然1周》，在裏面找回真正的自己。
德國的表現主義和福柯的哲學有甚麼內在的辯證關係？Whocares？但是大學生不。他們可以坐在學生會的自動飲品機前花三小時爭論不休，只因為某知識分子報的文化版連載着一篇沒有人看得懂的長文。你仔細地數數，他們的十句話裏，有五個「主義」、三次「建構」、七座「IT資訊性平台」，而且不遠處的學生會辦公室的寬頻電腦，還在重播着鄭大班今晨的喧鬧。
大學生的衣着很可怕，像一批年輕版的自由行大陸同胞。許多男生極力模仿鄭伊健或Boy'z，法律系的大學生濫穿黑色；女生的白T恤永遠小得不稱身，極力顯露她們不必努力瘦身的容祖兒式的纖體。難怪站在街上向汽車司機和行人兜售新樓盤的地產經紀，一身黑服，面容青春，越來越有大學生的書卷氣。
家境清貧，但為甚麼手機的型號已經換成了起死回生的摩托羅拉V六百型？大學的膳堂已經是大家樂加大快活了，可不可以盡量不要把大學校園發展成另一座羅湖城？
大學三年，懶惰是合法的。大學生旅行，叫做「認識世界」，畢業後暫時失業，揹上背囊，向家人借二萬元去摩洛哥一個月，說是流浪充電。大學生令社會許多人妒恨，因為他們年輕而快樂，尤其是當特首的老態令越來越多像鄔維庸醫生一樣的親中人士行為失常。畢竟，在一個仇怨的社會，快樂是一種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