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市場及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呂漢光
特區政府自成立以來，不斷創出令人憂心的大躍進口號。當特首提出要百分之六十的適齡人士能修讀專上學位時，筆者已擔心有關政策隨時會變成為教育界的「短樁」事件。在高財政赤字的大前提下，要大學大躍進，等同向大學投下計時炸彈。
過去數年，大學內早已人心惶惶，大幅削減資源只是時間的問題。炸彈引發，首當其衝的是副學士課程，接着是修讀式碩士課程，最後是全面地向大學開刀。特區政府的大學教育政策，與經濟轉型的方向，背道而馳；未來的經濟發展，正服用特區政府炮製的慢性毒藥。
眾所周知，香港缺乏天然資源，過去數十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人力資源。未來經濟的出路，只有向高增值行業發展，當中人材的質素最為重要。一九八一年，勞動人口中擁有大學學位的比率，只有百分之五點三；幸好港英政府在一九八九年推行大學擴展計劃，有關比率在二○○一年已躍升至百分之十六點八。事實上，香港人口的整體教育水平，仍遠較歐美已發展國家為低，與鄰近的亞洲國家相比更令港人羞愧。二○○○年，美國二十五歲或以上人口中，百分之二十五點六擁有學士或以上程度；一九九九年，台灣及南韓的十八歲至二十歲的人口中，分別有超過百分之四十及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在大專院校修讀。
以上的數據，正好反映為甚麼香港的競爭力不斷下降，特區政府的急務是要大力擴展大學教育，務求使勞動人口的質素能與鄰近國家媲美。有報道指香港的大學過多，更希望只有二、三所研究型大學便足夠；筆者認為，有關評論者是井底之蛙。台灣人口有二千二百多萬，約為香港的三倍多；但在二○○二/○三學年，台灣有一百三十九所大學，香港只有八所大學。對海外大學教育稍有認識的人，恐怕全都會認為香港需要更多大學。
立法會議員及特區高官不斷指大學教授薪酬過高，筆者認為有誤導成份。世界的大學主流以美國模式為藍本，在一般美國大學的學系中，屬正教授級的教學人員可高達百分百；助理教授是過渡性質，在取得博士學位後五、六年，如不能獲聘轉職為副教授，有關教員便會被辭退；當上副教授十年八載，大多升為正教授。
香港的情況卻截然不同，高級教員的比率受到嚴格限制，講座教授佔教學人員的比率約為百分之十，助理教授更不是過渡性質，取得博士學位後任職助理教授至退休，並不為怪。許多議員、高官及傳媒，喜歡以本港講座教授及助理教授的薪酬，與海外大學同級教授比較，強說本港的教授薪酬過高，並不正確。
再者，薪酬高低還要加上本地因素。本地大學教授的薪酬與公務員掛鈎，副教授及助理教授的薪酬，與專業職級的公務員相約，正教授等同高級專業職級。要知道，專業職系公務員的入職要求，只是大學學位加上專業資格，而助理教授的入職要求卻是博士學位；公務員的升職機會亦遠較大學教員為高，若以橫向比較，本港大學教授的薪酬是過低，遑論是過高。
特區政府要滅赤，大學自當作出承擔，但將教育部門的削幅全轉嫁在大學身上，是於理不合。直至二○○四/二○○五年度，大學資源在數年間已被削減百分之二十，再向大學開刀，實在於心何忍？在爭取合理資源方面，除了嶺大校長外，筆者最懷念前中文大學校長，當年他大聲疾呼，絕不會向無理的官僚低頭。筆者希望中文大學能重新聘用前校長，讓他為大學說句公道話。
全賴局長的傲慢態度，已引起大學生對特區時事的關注，本港大學大有機會栽培出像前中文大學校長那樣勇敢、正直的人才。教育統籌局局長對大學生輕蔑的言論，終於激起全港大學生的迴響，罷課只是起步，正所謂官迫民反，大學師生走上「梁山」亦是為勢所迫。若教育統籌局局長不對大學的訴求作出正面回應，小心引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