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1997年夏西方投資者紛紛捨棄亞洲股市和銀行而去之後，亞洲各國領袖一直嘗試築起堤壩，以防日後出現另一場金融風暴。不過，在集中精力應付債務危機的同時，他們似乎忽略了積聚過多財富，其實亦可以構成另一場危機。可惜要等到今時今日，如何建立地區債券市場，以配合區內的投資需要和疏導龐大的資金這項議題，才被各政府被擺上桌面認真地討論。
今日，亞洲市場正陷入進退維谷的惡性循環，原因是大部份資本市場的功能都已拱手讓予美國，而問題的核心是亞洲人傾向積穀防飢，而美國人則喜歡先使未來錢。
表面看來，兩者的關係正是如魚得水，但事實卻是內藏隱憂，正如由出口主導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在其對立面會是另一番風光。
亞洲經濟正成熟發展，亞洲國家的中產階層數量亦由過往的屈指可數急升至逾3000萬，所累積的財富自然水漲船高。由於這些堆積如山的儲蓄有不少寄存於短線投資工具如銀行存款、股票或外幣，大大增加了滙價、信貸和消費的波動性。
另一方面，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成功吸納大部份存款，雖填補了龐大貿赤的缺口，卻亦助長了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
由於亞洲國家在過去5年的基建投資項目接近真空，當中只有菲律賓政府大舉興建道路網絡算是較為積極，各國政府開始為如何疏導這些愈積愈多的儲備而大感頭痛。
以往，亞洲大部份基建項目的融資均由外國工程公司在海外貨幣市場中籌集，這些發展商多會在所屬地的債券市場吸納類似退休基金般的長線資金。直至18個月前美國本土亦爆發金融震盪，電力及電訊發展商均被拒諸於本身的信貸市場，才令有關運作戳然而止。突然之間，亞洲積穀防飢的習俗竟然和基建融資扯上關係，本土債券市場和退休金制度之間中介角色亦漸趨明顯。
亞洲區內需要一個本土貨幣債券市場的迫切性已是彰彰明甚，而歷史顯示，一個管理完善的本土貨幣債券離岸市場亦可以有效地為泉湧的資金起一定的洩洪作用。70年代為了石油美元回收再用而設立的歐洲債券市場，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類似的離岸市場可以紓緩外滙儲備過度集中的失衡問題，亦可以為本土的長期投資提供資金，避免過於依賴善變的海外投資者。
過去兩年，討論的焦點已轉移至建立債券市場時可能遇到的缺漏及障礙。大家同意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散戶投資者欠缺專業知識，而為了作出矯正，業內人士開始舉辦一些類似亞洲債券市場論壇的盛事，不過要有初步成果可見，前路仍然漫長。
一些簡單的步驟，譬如稅制中立和為機構投資者設立可行守則，以鼓勵它們在一個高收益市場發債，本土政府實際所付雖不多，不過卻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獨立於銀行內部系統的信用評估制度，如讓國際評級機構為發債機構評分，以增強投資者的信心。
亞洲國家政府對於發展本身的債券市場並不積極，最大發債國日本的發行總額亦只是5萬億美元，相當於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而緊躡其後的中國，發債額更少於4500億美元，只佔GDP的32％。因經濟疲弱而被迫採用赤字預算的香港和泰國，對應否發債亦態度含糊。看來亦要等到真正緊急關頭，才足以推動這些國家或地區更加積極地去發展本土的債券市場。
假如現在已經有一個成熟的債券市場，便可以把閒資引入不同風險程度的長債，讓一些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基建項目，成功吸納所需資金而正式上馬，總勝過銀行囤積愈來愈多的資金，又或者讓這些閒資錯投投機味濃的資產。若退休基金和保險公司獲准在政府債券以外，把小部份資金投入這類風險較高的資產，相信更有助調節資金的供求，以補銀行的不足。
無論是在區內或離岸設立債市，要面對的障礙均不少，如欠缺足夠的接受存款機構、嚴格的進場資格，以及過時的政策等。要掃除這些障礙，相信會花費不少工夫。但當中最重要的元素有二：監察者和散戶必須更加緊密和主動地合作；政府亦要願意為基建提供融資。記着，沒有投資者會願意為這些全新的金融高速公路預付過路費。
﹙本欄隔周逢周一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