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王見秋辭去平機會主席一職，特首董建華終於以現實利益置於「高尚情操」一類的感性之上，離棄一名舊校友。這樣做本來是一名及格領袖的常識之義，董建華經過六年多的摸索和碰壁，今日終於學通了這基本的一條，已令人不忍苛評，只能稱許為極為難得的巨大進步。
平機會制訂反歧視的工作，是為了改變社會的一些群眾心理形成的習俗（Custom）。習俗沒有明文規定，是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不像法律，有相對清晰的案例和法典可循。歐美等地的平機會組織，毫不例外都是與政府對抗的壓力機構，微妙在於經費由政府納稅人供奉。在一個權力多元制衡的民主社會，由政府支付經費成立壓力組織回頭來監察對抗政府，完全不是問題，但對於以中央集權為傳統的中國小農社會的當權者，既然不明白「為甚麼政府出錢的電台時時罵政府」，對此當然也不可能理解。平機會時時給政府找麻煩，其前任主席又是彭定康委任的左派（是西方標準同情弱者的自由左派，而不是特區土共歸附權勢的異化保守「左派」）社會活動家，平機會自成為特區政府的眼中釘。平機會主席必不可是保守建制中人，因為「反歧視」是喚起民權的意識形態事業，除非同時解散平機會，否則平機會主席必須是同情弱勢族群的真左派人士，但董建華除去胡紅玉，正出於不喜受到這類人的「有力監督」，其委任的人的政治意識光譜，必屬與胡紅玉相對的另一極。一場鬧劇，就不可能避免。
選擇了大法官出身的王見秋而不是本地土共陣營大量求權若渴的人馬，特首或許認為對公眾已是「讓步」。但以王見秋的英式法律訓練，其無從抑制的官威情緒無疑令人驚詫，就余仲賢的委任，王見秋抨擊他眼中的政敵的語言相當極端：「你走進你的葬禮」、「要走的不是我而是你」等，都與英國普通法文化背景、以優雅寬和的判詞顯現法官的理性權威大不相同。有論者認為，這是因為法官之習難除，把大社會當作小法庭，把出任一個應約制政府的壓力組織的民權領袖當作一槌定讞的大法官。
更深層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大法官和平機會主席難分，更是「法庭」與「衙門」難辨，大法官和「知縣老爺」的歷史文化意識相淆。民主國家的大法官，即使在法庭內也不能隻手遮天；檢控另有律政當局，定罪與否多另有陪審團，大法官在低調裏別見不怒中的權威。有如神職人員，法官是一門狹窄的公義專業，退休後不可步入紅塵出任企業的董事，跨越法律專業而出掌民權組織，不是不可以，而是像以前做慣馴獸師，一旦轉過來扮一頭野獸，必須換一套新的思考方式。法官年紀大了，老人家難有新思維，因此法官退休，不宜再轉行了。
中國的衙門與現代的法庭不同。明代的職官誌，於青天大老爺的知縣的職責是：「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窮親厥職而勤善導」，也就是財政、治安、道德教育、社會福利一腳踢，才成為「父母官」。權力愈大，官威愈盛，才有「未見官先打三十」之說。余仲賢尚未上任即遭解僱，即如「未見官先打三十」的文化意識殘餘。
《儒林外史》第一回，畫家王冕，畫藝超群，連浙江諸暨的知縣大老爺，也慕名下鄉拜訪，下帖子恭請王冕一聚。王冕不喜結交大官，婉言相拒。鄰居秦老爹相勸：「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抝甚麼？」
青天大老爺的意志至上，不喜歡爭議。中國人社會由「衙門時代」完全過渡到「大法官時代」，從「大老爺意志時代」過渡到「程序規則時代」。如本欄上星期引述尼日利亞末代總督貝爾之言：有如非洲人走出根深柢固的部落傳統而建立現代國家的管理思維，一百五十年的西式管治，是太匆促了。
法庭不是衙門，法官頭上是一頂假髮，不應再是千年的一塊青天。
（圖）王見秋（中）雖辭去平機會主席一職，但事件仍引起爭議。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