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件」傳來，我對於那幾個日本人的行為自是頗不屑，然而西安學生的行為就更令我不以為然了。只不過幾個日本學生上台自我作賤，如果身在現場，或者一笑置之，或者喝倒彩轟他們下台，並不為過。至於事後興師動眾地遊行抗議，如蒙大辱，就未免太高舉那幾個日本人了。而在遊行中借機發洩，殃及無辜，以我對「愛國」憤青的一貫了解，雖是意料中事，仍不免再次失望。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陳林
有人把那些集體無意識的反應相比於義和團，我看還要等而下之。義和團固然愚昧排外，但至少還有赤膊上陣面對八國聯軍槍炮的血性之勇。而我們的「愛國」憤青擅長的是用水瓶、雞蛋、磚頭攻擊校警，外帶打傷不相干的日本女生，損毀本國賣日貨的合法經營者的財產。如此這般，儼然已經過了一把「抗日」英雄的癮。
本來，日本人如果涉及到違法犯罪，按照屬地原則，中國完全可以依法懲處，但連日的上街遊行示威，所為何來，居然是向省政府請願「要求日本學生道歉」，真是牛頭不對馬嘴：須知省政府既不能代替、也不能強使日本學生「道歉」。
況且日本人的表演，其意味何在，一些人恐怕有神經過敏、自動對號的因素。西北大學最先海報上有關「侮辱性文字」的圖片，也只是中國國旗＋心形＋日本國旗而已。所謂「醜陋的中國人」云云，口耳相傳，迄今查無實據。不過，老實說，最初聽到有幾個日本人如此的不堪，私下裏有些不懷好意地想，我國的國民素質超過日本看來是更有把握了。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再一次表明，我們並非不醜陋。
問一句，我們為甚麼恨日本人？日本人壞的方面往往太像中國人了，而其好的很多方面我們卻很欠缺。我們恨，其實是在恨自己。就拿這些西安學生來說，其中又有幾個知道西安事變和國共「聯合抗日」的真相？又有幾個知道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四清」、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的真相？也就難怪人家只知道自己的先輩「進入」了中國。
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祭祀他們所認為的先烈，其中不少對於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們有理由表示憤慨。但是，我們自己的先烈英靈何在？我們只知道更多的內戰「英雄」，不是還在一遍遍地紀念內戰的「勝利」嗎？
再一個問題，我們為甚麼勇於表達和發洩對日本人的恨？在中國當前公眾缺乏積極有效的政治參與渠道的情況下，社會的緊張需要釋放。愛國、抗日之類的題材，因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是「政治正確」的，因此並不需要甚麼勇氣甚或思考。所以有意思的是，中國人關心政治特別是國際政治遠甚於社區事務，因為在現行體制下，身邊的社區事務反正也是自己無能為力的。
然而，狹隘偏激的民族情緒固然可以暫時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有利於某種政治需要，正中其下懷，或者壓根就是長期刻意栽培的結果；但訴諸情緒的權宜之計，所引發的浪潮可能如脫韁野馬，超出官方的控制界限。這次抗議事件也是一個明證。
在對日、對美、對台問題上，大陸輿論每每呈現幾乎「一邊倒」的情形，不僅淹沒了冷靜思考的聲音，還儼然成為檢驗「政治正確性」的試金石。乞靈於狹隘民族主義，這是一柄「雙刃劍」，收效於一時，貽害乎長遠，終將自食其果。
回想起美國911事件後國內知識界某些人和不少青年學生一片幸災樂禍的景象，當時我面對紐約時報記者的疑惑，默然無語，旋而記起一位朋友電話中說，他的父親，一位深山老農，沒有讀過幾年書，偶然聽說了世貿中心這回事，從樸素的常識和良知出發，為之欷歔不已。我釋然相告，這樣的中國人，他們是「沈默的大多數」；我相信，他們真正代表了中國文化中經久不息的價值所在。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的一代青年學生究竟怎麼了？
改革開放二十有年，這代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形成他們初步的思維定勢，也不過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恰好處於九○年代以來狹隘民族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此，政府有責任，校方有責任，媒體和學界都有責任。
動不動上綱上線，扯到民族大義的高度，一觸即跳，泛政治化，這恰恰是民族精神虛弱和浮躁的表現，也是社會心理脆弱和失衡的表現，非國家人民之福也。
泱泱大國，有容乃大。如果我們不能培養起健全人格的現代公民，僅僅依靠「船堅炮利」和「神舟五號」之類，並不足以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贏得自己的民族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