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遊行之後，董建華去北京述職，回港之後聲稱改變「管治思維」，厲行新作風，以彌補香港人對他的怨憤。但短短三個多月，董建華不但沒有展現他答應過的新管治作風，而且政府權威已瀕崩潰，社會幾陷入「不可管治」（Ungovernable）的邊緣。雖然中國政府開放「自由行」，簽署加強經貿關係的協議，但「自由行」僅可接濟酒店零售業的消費於一二，經貿關係協議只可恩惠香港廠商的利益於長遠，對董政府眼前的政經信心危機毫無幫助。
短短三個多月，董政府又受煎熬於四大危機：一、沙士災後調查危機︱︱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受圍攻；二、「維港匯」混亂調查危機︱︱本來是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成為箭靶，現在卻牽連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三、西九龍文娛中心計劃受抨擊，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被地產商公然點名抨擊；四、平機會王見秋事件，迅速升級為董建華的用人判斷問題。
世界上很少政府，可以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出現頻率如此之高的「危機困局」。比起「七一」前的六年，特區政府近三個月的危機更多，爆發得更迅速。董建華政府多災多難，六年多以來一直疲奔於危機之間，但一次又一次地顯現危機管理乏力。政府高層已經陷於類似一九七五年瀕臨倒台的南越「楊文明政府」的困局：越共兵臨城下，西貢人心散亂，只能直接聽命於美國的軍事支撐。董建華比當年的楊文明幸運之處，是中國政府出於面子，還要死死挺住董建華，不至於現實的美國人，早已安排撤僑撤資，致使楊文明成為南越短命的末代總統。
尼日利亞的英國末代總督貝爾爵士（SirGawainBell），出版過一冊回憶錄《帝國曙光》，探討非洲國家為何在脫離英治而獨立後，陷於無窮無盡的饑荒內戰的災難。貝爾指出，有三個原因：時間、財力，以及非洲人建國自治的能力。
所謂建國自治的能力，貝爾用了一個精警的英文字，叫做Nationhood。
時間因素。貝爾說：英國在尼日利亞的管治只有六十年。在此之前，尼日利亞黑人的小農部族意識，都有千百年根深柢固的歷史，他們有自己的一套習俗：奴役、仇殺、熱帶病的折磨、森林和沼澤的地理分割，令尼日利亞黑人的部族意識難以克服，不能因六十年的西方管治而改變。寄望尼日利亞由一個非洲部落社會，建設為一個現代化的議會民主國家，其中只由六十年英國殖民地管治的教化過渡，而六十年殖民地管治又只有短短十年八載交還主權、培植本地人自治技巧的籌備期，絕對不夠。殖民地政府培養當地人獨立，不是只對下讓出政權、開放議會議席之簡單，更重要的是，當尼日利亞的土人自行執政時，他們對內要克服部族排斥的淺陋眼光，在享獲權力時，要有所自我約束（Self-discipline）和寬容（Tolerance），才能培養文明國家必須的Nationhood。
戰後非殖民化的民族獨立運動，都偏向於怎樣迫令殖民地政府和「帝國主義」交權，而缺乏自我反省如何「享權」。當第三世界限於貝爾所說的部族意識、在獨立後自相殘殺如非洲的烏干達和盧旺達，民族主義者和西方左派又指摘是英國撤出前「埋地雷」，從來不探討這些前殖民地國家的自治有沒有足夠的Nationhood，為人民謀求幸福。
董政府治下的香港，繼承了彭定康留下的四千億儲備，財力本來豐厚，但中國家長君臣文化的三千年小農意識，卻與非洲人的部落傳統一樣長遠。英國管治香港只有一百五十年，根本無從、也從來無意扭轉香港人此一中國政治意識，何況過渡期只有短短的十五年。香港雖非獨立，卻一樣缺乏非洲國家的Nationhood，中國文化中的裙帶、面子、自私、濫權、縱慾，一九九七年之後日漸取代英國式的「遊戲公正」（Fair-play）精神，這就是董政府永無寧日的失敗緣由。從貝爾的洞見而觀之，董建華下台與否，並無分別，「自由行」之後，中國政府為董建華獻上一丸「神舟牌」的「偉哥」民族主義春藥，又怎能奢望治愈中國政治文化的「結構性陽痿」？
（圖）王見秋（左二）事件，成為董建華（右二）管治的最新危機。 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