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圓
經過自七一遊行以來三個多月的「痛定思痛」，董建華上周四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再為社會瀰漫的不滿情緒斷症。在他眼中，巿民的不滿來自四方面。首先，是政府和各界，特別是與專業界和學術界，溝通不足；其次，是政府以理所當然的態度推銷政策，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欠缺對民意的全面掌握和了解；第三，特區政府在處理滅赤這項牽涉各方社會利益的政策時，操之過急；最後，是經濟轉型，令失業率上升。
上述四項，頭三項算是承認了政府在管治時脫離群眾，而最後一項則屬不利的客觀條件。與以往一貫將巿民的不滿諉過於公關不善相比，態度上算是有些微改善，屬小進步。不過，由始至終，董建華在連番施政缺失下，仍然迴避他個人作為特首所應承擔的責任。
事實上，回歸以來那些禍延全港各階層、不得人心的政策，由八萬五房屋政策、以至教育改革混亂、《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等等，董建華都難辭其咎。而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個性，以及資質所限，以致施政乏善足陳，更毋庸多說。去年七月，董建華在連任第二屆特首時，為了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引入三不像的高官問責制，把香港既有的管治秩序砸個稀巴爛，企圖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問責制度。一年下來，這種以董建華為中心的問責制不但沒有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反而是引入了良莠不齊的問責官員，政府的施政水平未見提升，政策卻仍舊與社會脫節。
董建華在「痛定思痛」的過程中，到底有否切切實實撫心自問、自我檢討，實屬成疑。此番「痛定思痛」的結論，也不過是以跟着群眾走，作為得民心的權宜之計。故此七月一日之後，政府在公屋居民飼養寵物，以至重大事務如中環填海等事件上，面對社會的主流反對聲音時，只知節節後退。至於是否真心誠意的聽取民意，則恐怕要留待重大的政策拍板過程中，才能下結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董先生，跟着群眾走，恐怕並未足以使你成為及格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