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上海是國內外傳媒的寵兒，浦東的發展更是媒體津津樂道的話題。但是，隨着江澤民光環的褪色，上海似乎也黯然失色，其負面新聞充斥內地傳媒、網站，市政府為此在今年六月設立新聞發言人，每兩周舉行一次記者會，希望藉此平息傳媒上的烽煙。
當外地的記者以幾近幸災樂禍的心情，報道上海首富周正毅被捕事件時，上海的傳媒卻出奇地冷淡，只是重複新聞發言人的制式講話，連境外相熟同行私下查詢時，他們也守口如瓶。
不過，仍有上海的朋友譏諷地說，周正毅在獄中相當合作。這種合作，並不是坦白供述他如何與當地官員的勾結，反而是迴避這類問題。顯然，周正毅明白或者得到暗示，他如果企圖將當地的大官拉落水，說不定不僅不能如願，反而只會要了他的小命。
結果，周正毅只被控涉嫌虛報註冊資本罪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上海市新聞發言人強調，周案和房地產業並無聯繫。說白了，官方強調的是，周案並沒有官商勾結的問題，內地網民因此在《人民日報》網站上留言挖苦說：「既然沒有行賄者，哪來的受賄者？」
實際上，上海記者的冷淡，令人生路不熟、言語不通的外地記者無法揭開周正毅事件的真相。這種冷淡，一方面是怯於當局的禁令，另一方面則是上海人的劣根性使然。
上海人有句口頭禪：「關我啥事體（關我乜事）？」這是上海人膽小怕事、凡事置身事外的典型表現。而上海的記者，幾乎清一色是上海人。當地兩大報業集團（解放日報集團、文匯新民集團）的記者逾千人，多數資深記者每月收入已逾一萬元，但可憐他們仍難除舊習氣，不能堂堂正正地承擔起記者的社會道義。
此時此地，不禁令人想起文學家林語堂七十年前對上海報章的批判。一九三○年代，他在《上海之歌》中說：「想到你失了忠厚的平民與失了書香的學子﹔也想到你失了言權的報章與失了民性的民族。」
這不僅是上海傳媒的悲哀，也是上海的悲哀。當上海自以為可以傲視亞洲、挑戰倫敦、紐約的時候，本應維護公平、正義的傳媒已經跛了腳，甚至失去了公開資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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