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儀芬
沙士過後，調查報告相繼出場。各主事官員忙於招架，他們提出沒有官員需要為事件請辭的論據很多，包括：一、疫症前所未見；二、體制上的問題；三、很多決定是集體決定；四、主事的部門和官員都已從錯誤中學習，累積了寶貴的經驗；五、堅持留任才是肯負責和有承擔的表現；六、辭職未必是對香港最有利的做法等等。本文不逐一多贅，筆者只想就體制失誤的一點，略加討論。
一、體制的問題，正正就是領導的責任──把抗疫中的失誤，說成是體制上的問題，言下之意，既然問題是在體制上，要針對改善的，自然就是相關的架構和機制，而不用針對人了。然而，難道框架機制，就不是人為設計和操控的？在任何機構裏，愈是位居要職的，愈是有責任高瞻遠矚、居安思危，防範危機於未然。如果作為領導，對現存體制的漏洞懵然不知，或知而不改，到危機爆發時，才高呼體制之不足，則社會自然要問，這些是甚麼素質的領導？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裏，這些領導都在作甚麼事？
再者，是次事件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如楊永強、梁智鴻等，都不是新近就位的，而是在相關的系統裏，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前者在加入政府前，更是醫管局的前任行政總裁。為甚麼他要等到危機爆發，才好像如夢初醒，才高呼原來公共醫療系統裏存在這麼多問題？
二、政治問責的意義和精神，正正就在問責官員會為部門的重大失誤，負上政治上的最終責任，以體現官僚體制人性化的一面，並展示政治領袖承擔問責的高尚情操和政治風骨──龐大複雜的官僚系統，往往予人非人性化、機械冰冷的印象，其運作看似自有定律，而不受人為控制。因此，它們不是個別或少數官員可以輕易駕馭的說法，不無道理。
大部份時間社會仗賴這些系統的運作維持服務；但當它們出錯時，卻能給社會帶來嚴重後果，輕者浪費大量公帑，重者帶來人命傷亡。沙士屬於後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和主事官員們，仍希望以文首的諸多詭辯，為自己開脫，那麼這個政府和官僚系統，確切是冰冷無情和非人性的，最終自絕於人民。
反之，政治問責官員的請辭，則會給社會帶出一個訊息，就是無論體制、系統多麼非人性化，內裏工作的卻都盡是有血有肉、有人性、能想市民所想，感受市民所感受的人。他們的處事，皆以公義、仁愛為指標，而其中表表者，莫過於作為領導的問責官員。唯有這樣，才能令下屬信服並學習上司的政治道德勇氣和操守；亦唯有這樣，才能撫平社會的傷痛，並讓市民相信，他們有一個有仁愛、行公義、可信賴，值得尊重和支持的政府。
行文至此，不禁要問，為何香港的政治領袖沒能展現官僚體制人性化的一面？這無疑跟領袖們個人的政治修養有關，但香港缺乏一個民主政制，缺乏一個令從政者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的誘因，是其中基本癥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