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團體差不多是最後北上的香港人，中共對所有其他團體都持開放的態度，但當公務員代表中有人提出公務員應該政治中立的問題，港澳辦副主任徐澤似乎被刺中了一些中央對香港公務員不滿的看法，於是說了好些近乎侮辱的難聽說話，包括「食呢碗飯，打呢份工」就要支持政府，不能政策喜歡之時支持，不喜歡之時就中立，在愛國愛港的大前提下，不存在政治中立云云。
王岸然
跟着國務委員唐家璇，亦說了類似的話，對所謂公務員中立，一派不以為然，說是英國人的東西。公務員是否應該政治上中立，是否事實上在政治上中立，是政治學的理論問題，也是現實的政治問題；中立與否，沒有神聖神秘的地方，亦無絕對價值觀。
西方文官所謂政治中立，是因為有兩黨制及多黨制，所謂中立，是相對於不同政黨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香港的公務員若然要讓自己的政治中立，筆者就會問你們知否自己中立於甚麼？又或許是你們想自己中立於甚麼？定義與前提都搞不清楚，自然很容易與對香港公務員（英國人留下的人員制度）有根本上的懷疑態度的京官，擦出火花了。
民主國家的公務員，因為會面對政黨政權的交替，所以有中立的必要，是制度上穩定的需要，也是作為一個打工者，政策的執行者，作為社會上的一個利益階層，保護這個階層所必須。但這些客觀上的理由，在香港從未出現，不論回歸前後，香港的政治格局，都只是一個主體權力之下的有限度自治局面。事實上，香港的政務官員從來只有「馬房」觀念，談不上政治中立。
為官之道，在香港而言，要對得住良心，要的是中庸心態，不是甚麼中立，也從來談不上中立。陳方安生若非百分百忠於英國人，她可以爬到那個位置？不以人廢其言，葉劉淑儀兩年半前當陳太去職，大談公僕要有良心，要中立之時，說了一句筆者當年不得不力讚的話；公務員回歸前沒有選擇，都要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何來中立？葉太更應說的，是在殖民地政府下做政務官，先決條件是忠於英國人，良心早就賤賣了。
今天再挑起公務員效忠於誰人的話題，其實何其不智。政治上，董伯經所謂高官問責制，已經成功奪去了原屬政務官員的決策權力，政務官除了本乎良心，對不合理不明智的決策，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法之外，又可以如何？為官不中庸，要爭上位，可效法湯顯明之流，爭做董伯錯誤政策的打手，而非進忠言，那是另一類為官之道，又豈是香港之福？
更令筆者擔心的是京官的發言，其實反映了北京左的一面看法，亦是董建華這個中國五千年來最失敗的管治者的想法。這就是香港的失敗，是因為公務員還是心向前朝，沒有真正支持董伯，令到香港出現如斯困境，還要高談甚麼政治中立。
細心一想，公務員若然只是立心服務港人，做好自己一份工作，只應以愛國愛港為大前提，的確不必再政治中立。大家應做的是為香港，挺香港，救香港。那就不必中庸，更不要中立，要高度政治化，齊齊坦誠地將埋藏在心裏不敢表達的政見公開釋放出來；這就是，大家不想再支持董建華，亦希望中央不要再支持這個禍首，要董伯盡快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