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以後，香港的政治動向有幾個特點。
1.市民的民主訴求大幅上升，但民主派政治人物的民望並無上升，民主派政黨的民望的上升也較輕微。
市民的民主訴求上升，表現在選民登記大幅增加，最新民意調查也顯示，市民的投票意願也上升了約四分一。政黨民望大幅躍升的是自由黨，政治人物則以獨立議員余若薇及立會主席范徐麗泰居首。
2.傳統親中左派的民建聯，在七一後民望插水般下挫，但市民對中央維持香港一國兩制的信心並無下降，對中國新領導人更是較有好感，認受性比董伯高得多。
3.董伯的民望雖略有回升，但仍在低位徘徊，最新民調顯示他只有一成二的支持率，但市民已不熱衷於「倒董」，「民主倒董力量」發起的倒董集會，參與的市民較為寥落。
4.這幾個月，董政權為防再有大規模上街遊行，面對輿論壓力，只會步步後退，但主流媒體及輿論對董政權施政的批評並沒有放鬆，於是出現了輿論主導政治，而董政權在中央插手香港事務和輿論的夾擊下，儼然成了跛腳鴨，以致執政團隊士氣渙散。董伯被迫收起了他過去面對批評即強橫反擊的姿態，放軟了身段，但卻進退失據，疲態畢露，顯出無力操控局面之勢。
以上幾個特點，反映了香港的民意，是受中產階層所主導，它有着筆者昨天所談到的中產階層的意識形態的種種色彩。
它反映了香港市民的「力量」，或者有人稱之為人民的力量，並非由一批知識水準較低的草根階層所組成。又或者是，即使草根階層，也是文明的、講理的、相信專業的、守秩序的、守法的草根，而不是盲目的、容易由一些諸如民族主義情緒所鼓動的草根。
民粹主義在香港沒有市場，民眾的情緒不易激化。多數市民不接受激烈的行動，不想亂，不想發生劇變，更不想突破法律去實行類似「公民抗命」的行動。因此，市民對二十三條立法如此敏感，因為他們習慣立了法之後就要守法。七一出現大規模的有秩序的示威，絕對是董政權漠視市民的自由權利、藐視法治所迫出來的。
七一以後，以中產為主導的香港民主取向，仍是希望通過法治的方式去實現民主，去改變政治現狀。董伯是不得人心，但在全民普選機制建立之前，倒董並不實際，而且結果很可能是「以惡易惡」。
「一國兩制」既已是現實，中產階層對政治人物，也較為認同一些既與市民有相同價值觀又可以被中共所接受的人士。
香港的從政人士，不能不掌握香港的這種政治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