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研究生
陳智遠
沙士調查報告公布，引起社會對政府問責性的另一番爭論。楊永強局長含淚道歉，但堅拒辭職。鄔維庸說，他是受使命感所驅使，若所有市民認為他需為沙士負責而下台，香港便沒有前途；立法會通過成立專責委員會，有需要時可能傳召董建華作供，鄔維庸說，這違反行政主導，特首「畀面就派個官，不畀面就完全毋須理會」。
在十九世紀末，歷史學者BishopCreighton邀請其好友LordActon為其新著提供意見及批評，LordActon以信回覆。這一段書信來往，被收錄在《EssaysintheStudyandWritingofHistory》第二冊中，當中提出了很多精闢見解，對現今情況甚有借鏡作用。
Creighton在其著作中提到，由於教宗與君主的權力是由上天賜予，因此我們不能以世俗眼光看待，他們奉神之命，群眾理應採用另一套標準判別得失，先假設他們不會犯錯。LordActon卻批評此觀點，提出了經典名句：「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Powertendstocorruptand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在位者權力愈大，其犯錯機會亦遽增。
擔任公職固然值得敬重，但LordActon明確表示，我們絕不應因此將在位者神聖化。在位者只是普通人，同樣可能犯錯，而政府失職帶來的傷害更具災難性。因此，為求公義，LordActon認為若掌權者犯罪或犯錯，理應接受更嚴重的懲罰。
現代政治學正建基在這份對政府及在位者的不信任。由於在位者能夠操控政府人力物力，其舉手投足對市民影響深遠，因此需要制衡權力，防止濫權及徇私。這樣，政府才會加倍警惕，慎用政治權力。「唯君是對，唯我獨尊」的神權或君權統治於是逐漸衰落，取而代之，是由三權分立、法治、自由人權保障、司法覆核、公平選舉等組成的民主體制。
政治問責本身亦是制衡政府的重要工具。市民授權政府統治，便有權知道官員如何運用權力，領導必須尊重民意及接受全面監察，若有人失職及拂逆民意，便需接受懲罰。
政治問責從來不是一場報仇遊戲，它只是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下，讓政治權力得以約束，阻止在位者肆意妄為，進而保障市民最基本福祉。以此角度出發，鄔維庸的說法便絕對要商榷。
十九世紀君權當道，已有人果敢宣揚摒棄聖化掌權者的觀念；二十一世紀帝制旁落，怎麼香港仍要抱殘守缺，停留在政治領導高高在上的威權政治？今時今日，在位者必須拿出接受監察的勇氣，面對自己的錯失，承擔政治後果，方能取信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