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石樂隊不來了，往特首頭上淋了一盆冷水。花甲老翁米積加，只要來到遠東中國的一個沿海城市唱一首歌，就可以賺兩三百萬美金，但他竟然不來。
以中國式的功利角度，米積加老了，表演事業來日無多，應該懂得何謂積穀防饑。再刮一筆才退休，香港人叫做標尾會。
有人竟不以賺大錢為人生基本目標？「錢喎」︱︱這兩個字，出現在香港人的口邊，頻率高於美國人禱告止後那一聲慣常的「阿門」。一個紅藝人開拍新片，娛樂記者對電影的主題思想興趣不大，一定集中報道有多少片酬。名人豪宅幾時購入，幾時售出，盈虧多少，且有女記者大字標題代為算出。城中一名公眾人物的行政人員轉工，相傳三年薪酬共五千萬。一個精於計算的小社會，除了金錢利益的一連串數字，一眾小腦袋還裝載得下甚麼？
八千萬元請滾石樂隊，如同重金請巴伐洛提等三大歌王來故宮演唱，酬金明明Overpriced，但對於遠東的一個大國，不貴，因為其中的巨大差額，是文化自卑感的補償。
漸漸西方的演藝人都看穿了這一套。從足球皇馬隊到歌劇阿伊達，門票在西方只值一百元，去中國表演，不必太賣力，門票定要收一千。那多出來的九百，是對方購買「民族自豪感」和「與國際接軌」亢奮幻覺的另一張附加的「心理門票」，讓他們向自己短暫地證明，已經擁有自鴉片戰爭以來最足以吐氣揚眉的世界級金錢消費力。同樣收一百元，是看不起他們窮吧，這自然是一種侮辱。
然而，滾石樂隊為甚麼又不來呢？在他們的心底裏，遠東或許不是一個值得賣力表演的地方，這或許是一個很「薩伊德」的充滿「東方主義色彩」的決定︱︱巴勒斯坦學者薩伊德說，西方人永遠不會平等看待東方，雖然他們或許垂涎那個暴發而肥沃的市場。
一九七八年，娛樂版曾有過一段小小的新聞：香港親中的長城電影公司宣布：已邀得荷里活女明星甘蒂絲褒瑾與本公司「合作」，拍一部國際級的大片，講一個鬼婆來中國找熊貓的故事，片名叫《女人和熊貓》。
但不知何故，後來甘蒂絲褒瑾卻沒有來。一百年來，中國人換上新造的西裝，一次次在家中擺下盛宴，滿懷熱情等待一個西方人來晚餐，他站在門口，焦慮地看着腕表，這一夜，對他很重要，但不知何故，洋人朋友卻爽約沒有來。
這樣的失望和屈辱，其實是受慣了。剛加入中國籍的盧維思，或許要從頭適應。台搭好了，餐桌也鋪好了，茶漸涼了，但與那個答應來找熊貓終於又失蹤的鬼婆一樣，滾石樂隊沒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