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報道，七一之後，北大人給董伯的「最新指令」是「穩定壓倒一切」。從胡錦濤會見香港富豪團時多番強調穩定，以及五十多個訪京團接到的訊息來看，這消息絕對可靠。實際上，這也是中共這十多年在內地施政的最重要原則。
強調穩定，當然是針對逾五十萬人上街的「不穩定」啦。從中共專權政治的角度來看，莫說五十萬人上街，即使只有兩千人上街，也是對中共政權的「穩定」的挑戰。
但怎樣才能維持穩定？又或者是，怎樣才能防止或壓抑人民上街表達對政治、經濟相關施政的不滿呢？中共向來的手段，不外是胡蘿蔔和大棒兩手。胡蘿蔔就是向百姓施恩，讓百姓得點經濟上的甜頭；大棒就是以強力鎮壓對付包括上街示威的「動亂」。
對專權政治加上新聞封閉的中國大陸社會來說，這兩手自然是有效的。所以中共一直沾沾自喜於八九年「六四」採取強硬措施之後，再配以全面經濟自由化的政策，於是維持了十四年的穩定。
然而，對香港這個多元化的城市，在國際社會與國際媒體的注視之下，大棒手段就使不出來，只能使用胡蘿蔔的手段。七一以後，CEPA，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略有紓緩，是中共的胡蘿蔔手段，也略見成效，至少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示威的事。但是，如果大棒的手段使不出來，光靠胡蘿蔔的手段，在這個多元社會中，仍難做到多元平衡的穩定。因為任何公共政策，總不可能對所有人有利，而且也總是有人反對的。若一遇上反對，或受到主流媒體的批評，或甚至市民又威脅上街，就立刻把既定的政策收回，這樣的政府，也就等同於跛腳鴨政府，不僅威信蕩然，而且各級高官也無所措手足矣。這樣的局面，可說是「官不聊生」。
以填海工程為例，當然決策過程有瑕疵，但輿論一鬧，所有政府高官和行會成員，包括環境及運輸局長廖秀冬都噤若寒蟬，沒有人敢出來為政府的決策講話。只有兩千人上街「護港」，政府就慌了。相信孫明揚巴不得政府在「暫緩令」的官司輸掉，輸了就萬事大吉，贏了還不知如何與民意掙扎呢。筆者有一位任職大集團高層主管的朋友說，如果他之上有一個動輒收回決策的總裁，他一定辭職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