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和博士編了一本書，叫《鍾偉民新詩評論集》，青文書屋出版，看起來，好像是我對新詩很有意見，寫了很多評論，如今意見都結了集；其實，是王博士把二十年前，那大批評論過我的文字搜集了，搜集得很齊備，編成了眉目分明的資料冊。
「文學研究，史料非常重要；某些聽後令人瞠目結舌的偏頗言論，往往生於史料上的盲點，當然再加上一點偏見和奇怪的心態。這是我想到要做一點史料整理的原因。」王博士在《編後記》這麼說。他在大學裏教文學，「講到香港文學的部分，總覺作家近在身邊，但資料零散，在教學上頗為不方便。評論文章固然不多，集於一冊以便閱覽和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學生做論文，要寫飲江、鍾偉民的評論，只能向我索取資料……」便利教學，是史料整理以外的另一個原因。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我是十八歲那年認識王良和的，他比我少兩三歲，轉眼二十多年，但他對我的支持，從沒間斷。在學院教書，真正用心寫作的人不多，王良和是其一；我還有兩三個這樣的好朋友，不敢說名字，怕影響他們教務上的升遷；在黨同伐異，小人橫行，以欺詐為安身立命標準的「嚴肅界」，王博士和幾位作家朋友對我這個「文學叛徒」的支持，二十多年來，已飽受杯葛、排擠、疑忌、漠視、打壓……他們為一個朋友付上的心血和代價，也太多和太大了。
我從沒回報，甚至沒公開說一句感激和讚許的話；好朋友，大家都信任，心照。我曾經想過要「體諒」那些虛偽透頂、長期在學院毒害學子的所謂「嚴肅文人」；是曾經想過的，已經死了心。我過去羞辱他們，今後，會加倍羞辱他們。廢物和毒物，不要為難我的好朋友，我有恩未必報；有仇，是不會用你們「文人」的方法來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