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過後，香港反政府的民心持續高企。政府每出手，見民意不善，也就詐詐諦諦縮手。於是，開始出現了一款批評，說香港已淪落成民粹社會，香港人對政府的態度是「有仇必報」、「輸打贏要」。但這種指控絕不公平，即使假設上了法庭受到技術上（technical）的裁定，仍然要喊冤。因為都是給政府迫出來的。
二十三條過後，不管政府放多少場煙花，不管市面給「自由行」點綴出多少繁榮，沙士報告一出，楊永強終於道歉，仍平息不了二百九十九條人命的哀慟傷痛。
沙士報告基本上是一份技術報告，說楊醫生技術上沒有犯錯，但市民追求的是政治問責。有理由相信負責這份報告的海外專家，既無政治考慮也沒受政治壓力，但報告結論與民意訴求之間，就出現了一道真空。
誇誇其談問責，結果沒有人需要負責。沙士苦主仍然可做的，是訴諸法律向政府索償。卻惹來醫管局成員鄔維庸說，這個不好，因為會營造出「有仇必報」的社會氣氛。
鄔醫生這番論調，亦非全盤獨家。周二《南華早報》就有一篇署名TonyLatter的學者評論，苦口婆心地勸喻香港不要套入受害者文化（victimculture），不要成為一個怪責兼索償社會（blame-and-claimsociety），簡而言之，香港不要營造出動輒訴訟的現象。文中提到一例，是聽聞有護士覺得當局處理沙士不當，令他們遭受不必要的生命威脅，考慮要告醫管局。
也許，醫護本來就是高危行業，也許可駁斥說本來就難「樂業」。但淘大居民又如何？他們原本有百分百「安居」的權利。
事實是，老百姓的傳統心態，從來是息事寧人高過有仇必報。「生不入官門」，好得閒嗎？打官司且花費至巨，好有錢嗎？
眼下說的，且並非西方社會那種事無大小、告得就告。並非自己潑瀉了紙杯咖啡燙傷大髀就告快餐店；或主婦見到一隻未給切頭的凍雞給嚇暈，就去告超級市場。香港確也曾有名女子，要告街市赤裸上身的男商販對她構成視覺性騷擾不果，也只成為街頭笑談。
但沙士一幕造成不可挽回的創傷，不是當事人恐怕不知痛，不好隨便指點。無人負責之餘還要加一句「請勿索償」──因為浪費公帑，太似有仇必報──實在說不通。
訴諸法庭尋求公道，對絕大部份人來說，是最後的辦法，但主要也是對法治有信心。這樣說來，在申請中環填海工程暫緩令敗訴後，徐嘉慎仍說如果政府繼續施工就會發起大遊行，那即是不服法治，即是「輸打贏要」？Technically，也許是的。
民間的態度，確似贏了官司就拍手，輸了就遊行。但法院那個裁決，何嘗不也是技術性的：說上次法庭裁定灣仔填海不合法，政府在上訴；而根據法理，灣仔填海還灣仔填海一筆，中環填海這一筆不關事，可以繼續。
卻是，看政府的填海圖則，灣仔和中環的填海工程，明明是一脈相承。法官於是也加了句，他日若有關工程給裁定違法，政府得還原維港。既然有要還原的危險，也就有令反對者繼續堅持暫停施工的理由。
香港人並非不尊重法庭的裁決，也不是藐視沙士報告，而是在這些爭議上，儘管可以有許多道理去技術性地自圓其說，但公道自在人心。不很清楚民粹的定義，但本人對本地的大圍民智，一直極有信心。
毛孟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