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醫學專家組成的委員會終於完成沙士疫情報告。結論是「並無發現有人因為疏忽職守、未盡全力或行政失當而應受到譴責」。公眾尤其是死難者家屬及康復者對這結論並不接受和認同，認為政府及醫管局高層均應受到譴責，而不可單由楊永強道歉數句，便可過關了事。
黃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星期天看到《蘋果日報》頭條「調查報告剛出，沙士英雄遺孀尋死」，心裏更加不快。首位因沙士殉職的醫護人員劉永佳的遺孀，上周五在她工作的九龍醫院天台危站，徘徊在絕望邊緣，幸好經勸解後，李女士最後回心轉意。
委員會本地委員之一楊紫芝教授對政府最大的批評並不是防疫工作的後知後覺，反而是批評政府對沙士受害者關心不足。她批評政府要有需要的沙士受害者自行申請綜援是不合情理的；指政府不明白受害者心理非一時一日可以平復，援助及輔導工作太公式化。她認為應有人長期觀察這些家屬的情況，並希望非政府機構及社會人士亦可多些表達關懷。
有沙士死者家屬坦言對政府失望，指政府對死者家屬很冷漠，社署只致電他們一次，其後便沒有再跟進。葉先生的母親在沙士疫情中病逝，他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不會接受官員的道歉，「真的很冷漠，是否說有問候一聲？我感覺一句問候的話、一句安慰說話也沒有說過。死者家屬上醫院，全都留有聯絡電話，政府應該知道，但一個電話也沒有打來，真是好冷漠，問候一聲也沒有。」他說希望政府能在經濟及心理輔導上，給沙士死者家屬更大的幫助。
成立「長者抗逆基金」的社工表示曾接觸過不少因沙士失去壯年親人的長者個案，這些長者除了需要金錢上的支援外，不少更將哀傷埋在心底，不願宣洩，故必須小心處理及更多關懷。但社工發覺社署從沒有聯絡過這批老人家，了解他們的需要；社署亦沒有主動將受沙士影響的長者個案轉介給他們。
上述的指控均指出「政府冷漠，對人完全不關心」，但這並非個別官員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制度出了問題。我們的管治制度、行政制度和醫療制度均病了，均有問題。我們的制度令我們的官員只關心財赤、國際評級、旅客人數，只關心一大堆數字；病人、死難者家屬、康復者亦變成一堆堆的數字，變成是有可能追討索償的賠款。我們的制度是一個非人性化的制度，所以只能作出非人性化的回應與安排。但市民不是數字，我們是人，我們希望政府當我們是人來看待，了解我們的感情和意願，尊重我們，真的「以人為本，以民為本」。
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回應已經去信二百八十七個死者家庭問他們要不要幫忙；但有部份家庭拒絕，所以社署只好作罷。作為市民，作為受難者的家屬，對於曾傷害過我家庭的政府，我當然有權拒絕你政府的協助。但一個真正關心人的人並不會打一次電話，發兩封信便放棄。因關心的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有血有淚的家庭，記掛着這家庭的各方面：經濟上、心理上、情緒支援上、社交上、工作上的困難和需要。受助人拒絕我們的幫助是甚麼原因？作為政府的代表有否深究？如受助人拒絕是因為對政府的不滿，會否轉介到非政府機構作跟進？除了死難者外，政府又對眾多的康復者及其家庭做過甚麼呢？一句經已發信便像完結了責任，更凸顯了我們官場中那種非人化的安排。
從收回二十三條、恢復區議會選舉時間、到暫停中環填海，政府重複「草率決定、死不認錯、匆匆收回、心中不憤、伺機再來」的程式，其實政府欠缺的不是「公關」技巧，而是對市民、對人的真正尊重。一個無人性的制度，如何能作出人性化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