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策透視 邵家臻
關心青少年雙失問題以至於最近人山人海的「青年大使」計劃，不能沒有另類的批判視野。當我們失卻這種視野，就只得在不斷爭議的青年就業計劃中看到「抵與不抵」、「有用與無用」等表面問題，而不自覺地成為了異化的工作倫理及其隱藏價值的俘虜。
面對本港青少年失業率高達32%，政府先後推出多項解困措施，將動用七億元為本港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失業青少年，提供32,000個短期就業職位和培訓名額，包括旅遊、環保、社區事務等。計劃甫於八月推出，旋即掀起輿論爭議。不過，這些爭議恐怕是熱鬧有餘，深刻不足。
因為這些爭議，拗來拗去，其實都是處理一些行政層面問題：一、青年大使訓練是否足夠？二、青年大使配套是否足夠？三、青年大使是否投閒置散？四、青年大使之後又如何？是否真可協助提升競爭能力？五、青年大使計劃是否只是讓青年人有所寄託，不用遊手好閒，避免給社會上的壞分子引誘為非作歹……。
又是回到技術性的措施問題，和將青年視為被控制的對象的論述，不是已經司空見慣嗎？任何青年現象的討論，不論從哪裏開始，都是不知不覺地走回原地。
或許透過批判的視點，我們才可看到「青年大使計劃」中潛藏的壓迫面。它即使在一個立志良好的社會，也是日常司空見慣的存在，以及它是種有系統性、結構性的現象，並不是只有在一個專制獨裁者手下才發生的。相反，在我們言笑晏晏，忙左忙右的時候，它的壓迫正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機構中間，被有系統地、全面地被複製。
不是嗎？我們不是眼見那些大使充滿無力感嗎？無力感跟社會分工的結構有關。更具體的說，無力感是描述一群人的生命。他們沒有或只有一點點工作的自主權，工作只有發揮極小的創意或判斷力；沒有任何的技術專業或權威，在公共或科層環境中，卑微窘態的表現自己，而且沒有獲得多少的尊敬。
參與大使計劃的青少年只不過有待加工處理，揑塑成正確形狀的人類原料；未來至少有好一段時間，他們注定只能夠是位居在接收社會變遷的一端，是香港社會持續大翻新下的客體，而非主體。
計劃名稱叫得再漂亮也好，這頂多是個名不副實的稱號，因為「大使們」正是那些所謂職業訓練、工作倫理改造計劃所針對的那些人，他們原有的習慣、偏好或慾望，將要被「正確行為模式」所磨平。那些被指定要受訓練的人，在未經教導和指定的狀況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只會被視為危險、麻煩和包袱。
不論這些機構，包括青年服務機構和工會組織培訓中心的表面意圖如何，全都面對着相同的實際問題，以及相同的關切，而必須將一套統一規則，以及可能預測的行為，強加於各式各樣沒有秩序的「大使」身上。簡言之，他們都必須抑制或去除青年人各種習慣與傾向，以便達致某種言行標準。
這些標準、任務，才是我們現時正在集體亢奮之後，要深刻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