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發展網絡 陳健民
日前在「廿一世紀香港管治研究會」發言中，我談到如何保障香港在民主化後不會將特區變成一個「政治實體」或「反共基地」是中央首要的考慮。而對特區來說，維持與中央的溝通合作對香港的繁榮安定亦同樣重要。會後一位我很敬佩的傳媒人拉我到會場一角，說我這番論調令她頗困擾，覺得我不應談太多對民主化的顧慮，就像婦人未懷孕前，沒理由對她談太多生畸胎的問題。
七一之後，我和民主網絡一些成員都鼓吹一種溫和的民運策略：少針對個人，多針對制度；保持和各界別的對話，求同存異，逐步推進民主。我們亦考慮到香港作為一個特區而非主權國家，中央在香港民主化過程的關鍵角色。一方面要依靠群眾運動創造政治機會，另一方面亦要尋求與中央溝通，令他們明白民主化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
回歸前，民主化往往被一些左派視為「抗共」手段。特別在六四事件後，末代港督彭定康以民主發展打亂了中央「直通車」安排，更令中央相信「民主抗共」陰謀的確存在。此外，台灣在民主化後台獨勢力不斷擴大，亦令中央對民主化加深疑慮。此外，香港過往的親中商人或左派人士一直基於自身利益反對民主。當中央發覺在特區可信賴和溝通的人都對民主持負面態度，只會加深其對民主發展的猜疑。北京亦成了香港民主化最大的障礙。
但中國一直在改革開放，香港人亦隨着回內地經商、交流、旅遊對國家有更多了解。香港人再毋須官方渠道告訴我們中國的好與壞；倒過來，我們亦希望中央毋須只依賴中聯辦或香港的左派來告訴他們香港的美與醜。在有關政制發展上，香港民主派中有不少人對國家的發展既關心亦了解，有責任向中央解釋民主化對改善特區的管治乃急不容緩之策。在這個對話溝通的過程中，民主派必須解構過往的一些霸權性語言：民主=抗共、民主派≠愛國愛港人士等。
七一後，一些左派人士和商人開始談論普選特首，這種發展對解構中央過往對民主的偏見有利。香港民主運動如能切身處地理解中央對民主化的憂慮，在民主的制度設計過程中提出增加中央與特區溝通合作的方案，或有利於減少中央對民主化的疑慮。
我想與那位我很敬佩的朋友說，我根本不相信特區會變成甚麼「政治實體」或「反共基地」，但我認為在現時選出一個會和中央公開吵嘴的特首並非不可能。一些過渡性的安排令政黨逐漸成熟，或者透過制度設計來確保將來民選的政府有較開放包容的行事作風，保持與中央適當的溝通合作，只會有利在特區這狹縫中成長的民主。雖然這看起來是一種溫和的策略，其實是將民主運動推進一個新的領域，那裏將有另一種形式的搏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