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專業界訪京團早前在北京與唐家璇會面，引述唐表示：「香港回歸以後發生很多問題，我一向高調挺董，挺董有原因，因為繁榮和穩定最重要，香港社會一亂，受害最深的是香港人。」按北京意見，只要維持小圈子選舉北京欽點未來的特首，便有助本港的繁榮穩定。但回顧過去數年的發展，情況卻恰恰相反。
過去數年香港經濟差，並不單由金融風暴引起。董先生由上任至去年連任前的頭五年，提出了很多大計，甚麼「鮮花港」、「中藥港」等。現在回想起來，多是施政方向凌亂，且事前的研究準備不足，在過程中衍生出很多打破優良傳統制度的措施，例如數碼港不用公開投標、房屋政策反反覆覆，又搪塞其詞說「八萬五」早已因連續兩年未被提及而「不存在」等。
七一大遊行前，特區政府硬銷《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不但侵犯公民權利，亦危害本港金融中心和經濟活力的根基。國際銀行家、本港商人、新聞界、學者等，對二十三條發出的強烈憂慮，正印證出若特區政府一意孤行，便會增加在本港投資的風險，令本港營商優勢受沉重的打擊。
七一上街後，假如不是田北俊辭職，七月九日便很可能發生流血衝突，因為很多市民都會因董建華不肯撤回二十三條立法而出席當晚在中環的集會，但警方卻堅持不給予民陣五萬人集結，那麼到時如何解決？警方會否使用胡椒噴霧？會否出動解放軍？假如不是田北俊辭職，香港很可能已重複了其他非民主政制的一些悲劇：政治動盪、經濟每下愈況。
自一九九六年以來，有好幾項最主要的跨國研究，均顯示民主化程度愈高，經濟增長就愈高，而民主化亦有利於經濟的短期，甚至長期穩定。為何這些跨國研究會得出以上結論？
這有好幾種解釋，第一個解釋是，民主化有利於維持政治穩定。只要我們看一看歷史，便會發現很多非民主國家，由於缺乏一個完善的權力交替制度，因此要透過武力、軍事政變、宮廷內鬥等方式，去解決所謂權力更替的問題。在這些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政治鬥爭，而導致政治不穩定。
此外，在一些威權或權威國家，例如緬甸，由於缺乏一個高度認受性及和平的選舉制度去產生或更替領袖，特別當政府較無能時，便給予軍人一個很大的誘惑，透過軍事介入去奪取政權，這無可避免會導致政治不穩定。從以上的分析可見，民主政制較能確保政治穩定，政治不穩定，經濟是不可能好的。
另一個相關的解釋是，民主選舉能賦予人民一個和平合法的渠道，將一個不受歡迎的政治領袖或整個內閣撤換。他們不受歡迎的原因可以很多，其中一個可能是經濟或其他政策失效。民主政制能夠和平合法地將這類政府趕下台而換上另一個，這對政府會造成一種制度上的壓力，就是要「自我完善」去滿足社會或經濟改革的呼聲。
換句話說，無論是社會或經濟政策，民主政體比較有利於進行一個「自我完善」的改革。以香港為例，很多人都認為如果香港有民主，董先生就不可能連任成功，成為第二任特首。換上在民主國家，製造出那麼多經濟敗筆和民怨的行政首長，早已在選舉中被撤換或因被內閣投以不信任票而倒台。七一遊行所揭露的管治危機亦早因民主政制的「自我完善」機制發揮得宜以及早得已疏導。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行政學系副教授 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