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策透視 邵家臻
一下子，各青年中心、社區中心來了很多很多大使。有的叫健康大使、有的叫青年大使，有的更叫旅遊大使。他們都是特區政府為紓緩青少年失業問題和證明展翅計劃的效用，而撥款新增短期合約職位的臨時得益者，至少可以月賺四千，有六個月的穩定生活；可以光明正大地擁有合法社會身份
──在職人士。
可是，每當看到數以十計的年青同事在中心出現，總禁不住一絲忐忑。對政府來說，他們已經有着落，在青少年失業數字上，可以緩減一百幾十；對機構來說，畢竟是承擔社會責任，積極回應政府要求的義舉；對同工來說，就是打亂陣腳的大仗，每天去這去那，安排他們做東做西，足叫本來繁亂的工作更加繁亂；對傳媒來說，竟然是「有工冇人做」的青年怪現象；對當事人來說，究竟他們又怎樣賦予這個崗位、這次機遇的意義？
特區政府是否真心誠意正視「雙失青年」的存在？是否銳意發展積極的青少年就業政策？是否將「青年」放在一個歷史的長程視野上，計劃他們的發展進路？這些問題當然自有公論。但通過屢次「碰壁」經驗，卻正好提供了機會給香港社工及參與大使的青年人，去磨練、討論自身和制度的關係，去深入了解社會工作制度的矛盾。
幾十年來，香港的社會工作者或是工會工作者鮮有這麼風光過。過去他們和制度制訂者溝通，都必須一是偷偷摸摸，或是拉拉扯扯，甚至是吵吵罵罵的進行，但現在他們卻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公然擁抱。民間機構主事人和制度變成一對親密的伴侶，這已是一項公開的事實。民間機構負責人很難進入政治殿堂，在公共議題上參與共謀，這都已成歷史；現在的風貌已是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一個新的制度與社工的關係也於焉形成。
這種新關係在形式上雖然愈來愈見有「福利導向」的外表，但實質上卻在制度上逐漸建立不利於社工批判和反對異議的規則。即是跟制度關係密切的措施和方案愈來愈能夠進入制度，而其他的聲音則逐漸被排斥。展翅、毅進、青見到現在的大使都只講個人適應力、競爭力和順服力，但這些計劃加起來的營運事業如此龐大，使很多工會組織、民間機構都成其部份、共謀和後盾。
政府更能操作公共議程和介入問題的共識，使青少年失業問題成為「侍從政治」下，任由制度操控的議題。而社會工作和工會組織似乎都虛弱得無力挑戰這種趨勢。
甚麼大使都好，它都再不是一個讓人自溺的場合，也不再是局限於「珍惜機會」與「施予機會」的道德示範功能層面。它要成為一個活生生學習、實踐，抗爭的始點。故此，當我們有愈來愈多的培訓計劃、眾多的機會、慷慨的捐款、有系統的生涯規劃大計時，我們還是需要有人甘心和願意在這些解救方案以外，思考有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