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星期二，下午三時半，八號風球高懸，我撐着雨傘到達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十樓校長室，第一次面對面接觸港大校長徐立之。他應我要求，沒有因颱風取消訪問，但當被問及做校長得失，卻笑着「訴苦」：「我的時間不是我安排，約了訪問就不可以取消。」第一印象，他會輕鬆講笑話，不難相處。
談了兩個多小時，他最少每十分鐘就會有一兩句話引我發笑。狂風暴雨不時拍打窗門，呼呼聲清晰傳入耳朵，但校長室氣氛輕鬆自在。
回到報館，仔細翻聽訪問錄音帶，愈聽愈覺得徐立之像透一個人：剛上任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
開玩笑？兩個人一個胖一個瘦；一個是鑽石山木屋區苦學成材科學家，一個是含着銀匙出生直上雲霄生意人，驟眼看南轅北轍掛不上鈎。但容我斗膽講一句，這兩個上海人部份基因似得不能再似。 記者：李慧玲
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然後在加拿大闖出名堂的徐立之，去年九月回歸香港，出任香港大學校長，接替因鍾庭耀事件下台的鄭耀宗。當時，港大這間百年老店，正經歷前所未有的風雨飄搖。情況與臨危受命、接替梁錦松做財政司司長的唐英年，不謀而合。
但徐立之與唐英年相似之處，豈只這些。
徐立之對自己作為港大校長的定位，謙卑得不能再謙卑：「大學校長除了是一個職銜，就是大學一分子。以前校長是領導、是家長，甚麼都由他處理，但現在不是，現在應該一齊走。做校長的，要聽意見，爭取認同。」
這番說話，何其耳熟。幾個星期前，剛上任的唐英年便說過，不是他領導香港解決財政赤字，他會與市民一起想方設法解決財赤。
徐立之強調自己「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校長」。必須承認，他和唐英年都沒有君臨天下的氣派。他們不是一站出來就壓住場面的領導，教人屏息仰望。但跟他們同場，沒有壓力，蠻舒服。
訪問期間，聽徐立之重複最多的詞語是「溝通」、「加強溝通」：與學生溝通、與教職員溝通、與商界溝通、與傳媒溝通、與社會溝通，還要與珠三角溝通。三個月前，他特別新聘一個新的傳訊總監，銳意加強校內溝通；做了校長一年，每個院系也親自到訪過最少兩次。
他也落力在港大推銷這一套。未來一年，他會安排學生到珠三角實習聯絡，也鼓勵教授與當地合作做研究。稍後，又準備向教職員提供面對傳媒技巧培訓，為教職員打開走向社會的大門。
「大家要知道社會需要，也要打開自己讓人知道。港大學術地位好高，但卻沒有向社會充份交代……可口可樂品牌最大，為甚麼還做廣告？就是要makesure人家知道他們的好。」
徐立之重視溝通也擅長溝通。用徐自己的話，他的優點是肯聽，也肯講；我現場還感受到的，是他願意遷就。食飯是一個例子。
是他主動提起香港食飯文化。我問他回港一年，覺得港、加有何分別？他答：「食飯文化，香港跟西方很不一樣。」
「外國，食飯是好好享受的時候，不是去工作，不是後面跟着一件事情。我叫你食飯就是去食飯，不是有甚麼事情，不是要談甚麼或者討論某個project。在外國，今晚大家食飯，講明不會說公事，『邊個喺枱面講公事，唔該你走』。」
「但這裏好多（公事飯局），工作與食飯『撈埋』，聯絡感情一定要食飯。社交場合認識了，握握手，講兩句，要討論甚麼就吃飯，不是在辦公室談。上辦公室拜會，只是禮貌。」
一個多星期前，徐立之還見識到香港人另一門食飯的學問。他在食肆食飯，結帳時才知道某商人早已替他付帳。他自言事後「好驚」，回到大學時馬上問同事有沒有利益衝突。
徐立之不喜歡食飯談公事，但入鄉隨俗，他選擇融入。「我現在已經視食飯是工作之一，介紹大學……」
問他會不會主動約人食飯，他更俏皮地說：「會㗎，會㗎，就看他會不會跟我食。」校長官邸沒有廚師，他請客一般在柏立基學院的廚房「叫外賣」，主菜是永恒的蒸魚──對他來說，重點已經不是食。但他體貼太太，不會要她陪伴這些公事飯局，寧願飯桌上少了女主人。
近期和徐立之吃飯多數是「過去曾經對大學有幫助的人」；未來吃飯對象，則對準他的籌款目標。徐立之與唐英年的另一個共通點是，他們正為錢煩惱，解決財赤。
唐英年出名朋友多，一呼百諾，而徐立之要人拔刀相助的籌款能力，也一如他在遺傳基因的學術成就一樣，在加拿大學界都是有名的。善於籌款，甚至為他帶來勳章。
徐立之自覺籌款最煌煌一役，發生在四、五年前。當時加拿大全國遺傳學科學家聯手向聯邦政府爭取撥款，徐立之被選為主席。經過兩年努力，終於成功爭取加拿大政府撥款五億加幣。他教路，籌款要三路進攻：先頭部隊要人面廣，物色籌款對象；然後，由推銷員誘發籌款對象的捐款意願；實力派壓軸，人家最後是否捐款就視乎實力派能否提出具價值的捐款項目。
他在加拿大，作為實驗室主管，是籌款過程的實力派。他的籌款心得是：「最重要寫一份動聽的研究計劃（給籌款對象）。深入，但又不可以講得太多，否則人家照抄可也，但要足夠地動聽。」
徐立之腦海不乏「美妙」回憶：「有一日，實驗室突然有人打電話來，說要支持遺傳研究。我馬上結領帶，披件面衫去跟他介紹，結果籌了二百萬加幣。這次籌款籌得最容易。」想當年，主唱《鐵達尼號》主題曲的大歌星CelineDion、總理夫人都主動聯絡他們，要幫忙籌款……俱往矣。在香港，他暫時未遇到這些好日子。
為甚麼香港的大學不容易籌款？徐立之衝口而出：「這個問題你去問胡應湘。」胡應湘一向有捐款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徐說：「香港人不是沒有錢，但覺得大學應該由政府負責，又或者覺得大學太浪費……」他形容香港的籌款屬賑災式：「颱風嚟，即刻掏荷包，好似SARS。」
訪問前，有人跟我說徐立之很悶。但他批評政府教育削減經費會說：「大學不是餐館，今日關門，明日開門。好的教授請不回來了！」談論香港機構太多文書往來又會說：「部門與部門冇note講唔到嘢。」諸如此類，都引人莞爾。不，他不悶，他只要沒有令人眼前一亮講一聲：「嘩！」正如他形容自己：「思想可以創新，但做事要謹慎……」。或者，這己經是香港的宿命，極度繁華之後，舞台上沒有明星，實務派登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