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廣州做旅行社生意的人聊天。
「為了救香港，所以放寬旅客去，想不到你們的酒店又搞花樣。」
「是，是。」我又感激又慚愧：「都是我們不好。」
「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香港人好呀！」他說：「怎能坐地起價？這怎麼救？」
「都是一些三四星級的。」我解釋：「五星級酒店沒有這一回兒事，你們錢多，為甚麼不考慮住好一點的？」
他頓了一頓：「好酒店也好，壞酒店也好，總之就不應該有海鮮價，真是沒得救！」
「對，對。」我無話可說。
「為甚麼董建華不即刻立法管制？這不是二十三條，沒有人會反對的！」他說。
「董先生說這是自由市場呀。」
「自由個屁！沒有活路，追求甚麼自由？」他憤怒：「救港是你們唯一的生活！我們給你們機會，你們就用石頭來阻住，叫我們怎麼救港？」
「對不起。」我說：「香港人，從來沒有求過人的。」
「現在不是在求救嗎？」
「求救的是董先生。」我說：「香港人經過六十年代的困苦、暴動，沒有求過人。地產暴跌，也沒有求過人。反而在經濟起飛時，捐助大陸每年水災的款項是驚人的。五十萬人遊行，沒有發生任何衝突事件，表現出香港人的質素。沙士期間，醫生和護士都沒有逃走，這又證明了甚麼？證明香港人不必人家去救呀！香港人會自救的，只要給我們機會自救就是。」我一口氣說完。
「說甚麼都需要大陸救港。」他說。
我懶洋洋地：「你們是救董，不是救港，錯的又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