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SarahLyall寫英國左派歷史學家EricHobsbawm的回憶錄《InterestingTimes》才算出他今年八十六歲了：霍普斯保恩到現在還深深相信人類的適應力，相信人類歷經小我和大我的劫難還會屹立不倒，繼續生存。賴爾說，這位沉鬱的史學家談到一九四○年納粹空襲倫敦之役，仍然堅信熬過那場浩劫的人靠的是壓抑恐懼、無視現狀的决心：「只要你像大英帝國那樣經歷過那場空襲，你遲早知道你是熬得過去的，」他說。「人可以擺平許多事情。只要環境容許，平凡的生命承受一些短暫噩運之後終歸還會活下去！」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我跟着我的英國朋友托比到倫敦的BirkbeckCollege去看霍普斯保恩的時候我細讀過他寫的那本《TheAgeofCapital》。在那之前，我寫論文搜集資料期間也翻過他六十年代的《TheAgeofRevolution》，發現能用的材料並不多。他後來寫的《TheAgeofEmpire》我沒有興趣讀；九十年代那本《AgeofExtremes》我的老朋友Leonora說是他最好的著作，我到現在還沒心思讀。
看書確是一件回應心思的勞動：不同時期的心思需要不同題材的書。七十年代我們在英國受了新左派思潮的洗禮，大凡那個學派的書都涉獵。走過這個學派開闢的羊腸小徑轉進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溪邊樹林之後，本傑明、巴特、桑塔成了我們心中歐洲文化最耀眼的倒影，我們依戀着那條明艷的河流捨不得背棄河邊雜樹叢中那些陌生的花花果果，一心相信那是知識寶庫裏延年益壽的靈芝。
BirkbeckCollege裏霍普斯保恩那間房間像所有老教授的辦公室那樣堆滿圖書圖畫和圖表。我只記得這位教授的鼻子和耳朵都很大，聲帶裏儲存了太多的煙油，說話的聲音混沌如夢囈。他說這不是他的辦公室。他說他還算不得是Birkbeck的人。他說他趕着去開一個會。他說你們出去吃點東西下午兩點半我到街角那家飯館找你們。托比說我們下午沒空，改天再約吧。「我想跟你談談毛澤東詩詞的一些問題！」他一邊走一邊回頭跟我說話。我說我不喜歡毛澤東詩詞。他說他也不喜歡。
三分鐘的緣份第四分鐘就消失了。讀了他對賴爾說的那番空襲倫敦的話，我忽然有點後悔那天下午沒有在街角的飯館等他。聽說他這本回憶錄"capturesneatlythetensionsbetweenhispersonalhistoryandhislifeasahistorian"。也許八十六歲的人才真正梳理得出他一生的學問。我想我是會讀他這本回憶錄的，像我一九九○年年底讀了錢穆短短一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之後重讀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那樣。錢先生那篇短文裏說的正是西方人劃分「天命」與「人生」為二事而中國人認為「天命」與「人生」同歸一貫的分別。霍普斯保恩畢竟是出生在埃及的猶太人，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奧國人，十四歲成了孤兒跟着姑媽回英國考進劍橋，陪了他一生的悲觀主義終於讓他找到了晚年那份樂天和知命的東方哲理。回憶錄的書名InterestingTimes他說是包涵了中國人樂極不忘生悲的寓意和戒心。
（圖）謝月眉工筆《山茶花》立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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