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陳方安生、鍾逸傑之後，香港首富李嘉誠也為七一大遊行開腔了。他稱讚五十萬人遊行，秩序良好，「這件事對香港人來說是值得驕傲的事。」
當李嘉誠也說「值得驕傲」，那麼那些說上街市民被誤導，說擔心香港會變成「動亂之都」，說民主派要乘機奪權等種種視民眾上街示威為「敵情」的人士，有必要作一些反省了。
七一以後，由於董政權的讓步，社會氣氛明顯改善。親中人士或會說這是開放內地人士「個人遊」所帶來的消費刺激。但實際上在開放內地人士「個人遊」之前，市面消費氣氛已好轉，社會也從不斷分化變得較為融和。保安局長李少光在電台節目中，表示不認同英文《中國日報》所指，劉慧卿等赴台參加研討會「犯下分裂國家罪」，他說，「分裂國家罪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使用武力」。他的溫和態度，以及一再表示二十三條立法沒有時間表，改變了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惡形惡相，以對立的態度推銷二十三條的形象。
倘若二十三條立法，不是因為田北俊辭去行會成員職務，而導致董政權不得不延期立法；倘若七月九日硬生生立法了；倘若兩名不得人心的高官繼續戀棧，而董伯又以「高尚情操」來力保；倘若商業電台的續牌照董政權的原意只給三年；倘若董政權還要香港電台白紙黑字地列明履行「官方喉舌」的職責；倘若董政權繼續視民主派為「敵人」，拒絕接觸，並對傳媒繼續「有看法」；倘若中央仍對董伯無條件支持；倘若一切仍循七一前的思維方式行事，那麼社會就會不停步地向着分化、對立的方向發展。這樣，社會氣氛又焉能改善？市民情緒又怎會開朗？消費信心又如何會稍有復甦？
倘若沒有七一遊行帶來的改變，筆者到台灣也不會出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研討會。因為既明知主辦者想要藉香港問題來為台灣大選製造議題，而筆者在對特區政府的施為既無奈又無力的情況下，也就為「一國兩制」說不出半句好話。既沒有人說出不同意見，台灣輿論也就不會呼籲台灣政界人士「莫唱衰『一國兩制』」了。
由此可見，七一後的情形顯示，「讓步」對中共、對董政權來說，是利大於弊。事實上，「讓步」也是一種能力。堅持不讓，堅持「敵情觀念」，像《中國日報》上的「小平」、「道遠」（DaoYuan）的那種腔調，不僅誤了香港，也大有害於兩岸關係。
李嘉誠說，香港目前經濟環境較前改善，不過不是完全沒有隱憂，但事在人為。「事在人為」，就端看中共掌香港政策者與董政權，是否願意接受新思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