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停電那個深夜她在紐約的公寓裏點亮一根白蠟燭對着一部老式打字機趕寫一篇文稿。是她父親生前專用了好幾十年的打字機。父親八年前在舊金山辭世，她和妹妹辦完喪事把老洋房賣了，妹妹拿走兩幅張大千的小畫回台北，她提着這部打字機回紐約。她說她太喜歡這樣笨拙的文明了，帶點鐵銹帶點斑剝帶點機油的味道，鍵盤上二十六個字母閃着暗暗的金光，一個一個都在為海明威為費滋傑羅為史坦貝克為福克納招魂。她把打字機供奉在她書房裏的南窗下。她說那張高高的長案是舊貨攤上扛回來的十八世紀櫸木香案，唐人街一家飯館倉庫裏扔出來的。櫸木經她細心打磨終於煥發出歲月的光澤，陽光一照柔亮如綢緞。她說老打字機端坐在案上一派回家的安穩感覺，旁邊那個玻璃瓶長年插着時花。她說她父親一生養花，這樣靜穆的佈置正是她對她的父親最美麗的紀念。
她的父親是南京一家銀行的股東。我只記得她說她母親是她父親早年留學娶回家的美國女人，一九四八年他們遷居台北不久母親吵着要回美國。她說他們四口一九五二年搬到舊金山的第二年母親過世了。父親領着她們兩姐妹在舊金山成長。妹妹後來嫁給一個台灣留學生回台北當少奶奶。她嫁給一個英國人在蘇格蘭住了沒幾年丈夫肝癌去世。她說她回舊金山在父親身邊依偎了兩年就到紐約謀生。我八十年代認識她她已經在這家雜誌社做事了。
那年夏天她陪她父親回台灣渡假路過香港。中環我那位父執是她父親的老朋友。我跟她父親在我那位父執的家宴席上聊了一個晚上。我聽得最有興味的是她父親口中南京國民政府的老故事。她認識的中國字不多，國語卻會聽會說。過了一兩年，她有一回來信說她正在給一個朋友潤飾一本關於東南亞華僑的英文書，問了我一些印尼的政局問題。我找了許多資料寄給她。過了好久她說她盡了力了，拿了一筆體面的改稿費，送了一枝很精緻的原子筆酬謝我。
紐約停電的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她她不在家。我留了話。過不了幾個小時她回電話說她為這次十九世紀的電站設備打垮了二十一世紀的電子文明感到高興。她說就在那十幾個小時的黑暗中，她的手指敲打着父親那部老打字機，嘀嘀答答單調而沉實的聲音裏她一下子回到了她父親的身邊，第一次感覺到父親離她離得那麼近：「我幾乎又聞到父親煙斗的香味了！」
我說我會永遠記住她說的那句話：十九世紀的電站設備打垮了二十一世紀的電子文明。她說你沒法想像那是一股多麼動人的鄉愁：窗子開得大大的，暖暖的風吹動了家裏的窗簾布、枱布、毛巾；打字機旁的那幾枝百合特別香，連蠟燭的白煙都香。我說聽說有些夫婦那天晚上對坐着聊了許多許多話，不像平常那樣各自對着電腦過時辰。她說那是真的：「隣居一個男人敲門問我借蠟燭，那一剎那，我這個五十三歲的女人都動情了：我很想跟他親熱！」她的笑聲像銀鈴。
﹙圖﹚溥心畬《醋心樹》全幅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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