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楊絳女士的文章是從《幹校六記》開始，那時只知道她是錢鍾書的太太，想從書中看看錢鍾書生活的側影。誰知書中看不到多少有關錢先生的軼事，卻讓我認識了一位以前忽略了的作家。
跟錢鍾書先生不同，楊絳女士的文章總是濃濃的、從容的，既沒有冷嘲，也沒有熱諷，有的是超脫、從容，和濃濃的幽默感，還記得她寫了一篇叫〈隱身衣〉的短文，當中有這樣一段話是這樣：「凡間也有隱身衣；只是世人非但不以為意，還惟恐穿在身上，像濕布衫一樣脫不下。因為這種隱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處卑微，人家就視而不見，見而無睹。」
最近她出版了《我們仨》，說的當然是她喪夫（錢鍾書先生九八年過世）、喪女（她的女兒在九七年離世）之痛，可是這樣莫大的悲痛並沒有讓她呼天搶地，並沒有讓她「失儀」，她還是那樣從容、那樣豁達的面對橫逆，只是說「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顯然，對她來說，最寶貴的並不是甚麼傳世之作，而是跟丈夫女兒一起生活的點滴回憶。然而讓我擔心的是，這本書也許是她最後的交代，往後要再看到她的新作恐怕沒有甚麼機會了。
《我們仨》書中還有一段話很值得記一記，那是有關她兩夫婦如何在中共四九年掌政前不選擇出國避禍的解釋。她是這樣說的：「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
像這樣一番話，不是比甚麼愛國調愛國主義、理論強得多嗎？
【編按】林振強請假一個月。
馬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