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者問楊絳：你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一九四九年完全可以離開大陸，為什麼留下來了？楊絳說：「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理解。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當時離開大陸有三個選擇，一個是去台灣，第二個是去香港，第三種選擇去國外。我們當然不肯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去台灣；香港是個商業碼頭，我們是文化人，不願去。」張者問：為什麼不出國呢？楊絳說：我們的國家當時是弱國，受盡強國的欺凌，去外國做二等公民我們當然不願意。共產黨來了我們沒有恐懼感，因為我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沒有奢望。張者問：當時外國聘請你們，你們都拒絕了？楊絳說：「很多外國人不理解我們，認為愛國是政客的口號。政客的口號和我們老百姓的愛國心是兩回事。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
不奇怪。我想我是可以理解楊先生這番話的。一九五○年我在南洋讀小學二年級，學校裏來了幾個一九四九年跟過國民黨退到台灣去的軍人，他們滿身是抗日戰爭的彈痕，滿臉是西山蒼茫的落日，蔣介石三個字成了他們傷口上的鹽巴：他們不願意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留在台灣，跟錢鍾書和楊絳一樣。楊先生說她和錢先生不願意來香港也不奇怪。香港那年代真的是個商業碼頭，光靠一幢香港大學撐不起島上的文化景觀。幸好錢先生的本家錢穆先生那樣的文化人還是來了不少，菜油點燈，辦學辦報，幾經寒暑燃亮了傳承的薪火，貨起貨卸的碼頭終於添了一角月落烏啼淡墨中的霜天漁火。那該也湊合着算是楊先生心裏想的文化了。
政客的愛國口號跟老百姓的愛國心不一樣，楊先生說得對極了：我們愛的是中國的文化。一九四九年到現在，香港這個商業碼頭早已經不是只顧招財進寶的淺薄之都了，偏偏還有中央來的人指令香港人一心向錢看，不要亂動，免得動亂，免得像文革時期那樣整天上街遊行，「批這個、鬥那個」。那是過慮了。香港這六年來統治不靈，商機盡失，生財無路，老百姓和平集會和平遊行表達一下他們愛香港的一點訴求，說什麼也不能等同文化大革命：批鬥是最高指示的批鬥，動亂是偉大主席動的亂，怨誰？
做了官得了便宜別再賣乖，中國老百姓其實大都像楊絳先生那麼溫順了。張者問楊先生，國內歷來的政治運動讓你們吃了不少苦，現在後悔嗎？楊先生說：「沒有什麼後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為了享福。」這才是人話。張者這篇訪談我是在《深圳商報》上看到的，文末說明「摘自《東方》雜誌」。我剛讀完楊先生的《我們仨》，看了這篇訪談心裏更不舒服。楊先生九十歲了，最近在忙什麼？「我不忙什麼了。錢先生去了，女兒錢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掃現場。」她說。她心上並不舒坦，卻不能不往舒坦裏想：楊絳先生寫的每一本書都給我這樣的感覺。她寫得真好，比錢鍾書先生還要好。
（圖）溥雪齋一九四一年《秋郊雙駿圖》成扇
逢周一、三、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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