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研究生
陳智遠
七一五十萬人遊行，打破了香港人政治冷感的錯覺。經歷殖民統治，香港社會難免承襲了西方自由、民主、法治、資本主義等意識形態；可惜，回歸以來，政府管治乏力，政制封閉，政經利益隨特首個人意願傾斜，市民與當政者隔閡擴大。實行問責制後，每一次政治事件如仙股事件、二十三條立法、買車風波、徹查沙士等，政府的處理手法無一不衝擊着公民社會所持的固有價值，引發一次比一次巨大的反對浪潮。
公民社會在封閉扭曲的政制中萌芽成長，隨着一連串政治事件愈趨成熟，大眾對自由民主法治等概念理解逐漸豐富，政制發展卻與社會脫軌，施政勢必舉步維艱。董建華從七一至今仍未就「還政於民」的訴求作出回應，繼續視政制改革為禁區。
遊行翌日，董建華急召官員議員，商討如何處理市民的不滿情緒。可以看到，公民社會其實潛藏着巨大力量，只要加以運用釋放，影響力無遠弗屆，就算專制橫蠻的政府亦不能嗤之以鼻。
可惜，由於問責高官權力來自特首，董建華權力來自選委會，因此，七一遊行始終未能迫使政府問責及回應市民訴求。政府要等到自由黨轉軚，才決定放棄堅持國安條例二讀；葉劉淑儀早在六月申請辭職，其請辭根本不是回應激起五十萬人上街的缺失；梁錦松被揭發偷步買車時戀棧官位，現在只以個人理由請辭，根本不是為個人行為不當承擔政治責任，更遑論建立問責的垂範。因此，若建制內缺乏清晰機制讓市民懲處失職官員，「問責」只是徒託空言。政府剛公布問責制一年檢討報告，對問責制讚賞有加，偏偏對欠缺懲罰官員機制的缺陷隻字不提。
七月香港的政治發展使市民體會到，要確保政府問責，最終還靠民主。民主選舉可確保在位者若剛愎自用，最終必受選民的唾棄及懲罰。因此，大家必須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首先用選票把漠視民意的議員趕出議會，使立法會與代表性重新接軌。及後政府應着力建立問責的慣例，例如管治班子任命必須經立法會通過、立法會通過不信任動議相關官員便須請辭等，最終透過定期民主選舉使問責慣例得以鞏固。
民主選舉踏足香江之日，便是政府全面向市民問責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