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發展網絡 陳健民
經過中央「高規格、低姿態」地接待董特首後，大家都了解到中央暫無意陣前換帥，示意香港左派要穩定大局，不可急忙跳船。一些在七一後不甘後人批評特首漠視民意的左派人士，惟有調整步伐，陸續歸隊。
日前參加公開論壇，當我談到要化解廿三條的衝突和現時的管治危機，政府須對民主改革作出善意的回應時，出席論壇的一位人大代表，指着我大聲問《基本法》哪有規定要民主才立廿三條云云。當然她根本沒有弄清楚我的論點，不過見她在拾國家領導人甚麼「依法治港」的牙慧時，我心裹暗忖這位人大的說話似乎另有對象。這位人大的一個論點認為香港根本沒有「管治危機」，有的只是個別決策出錯，不涉體制問題。誠然，七一之後，大家都在談管治危機，卻沒有清楚將之界定。
從學理上來說，當一個政府失去「權威」（authority）時，便可說出現管治危機。這種權威可以用政府是否仍能行使其公共權力來反映，亦可以指政府的意見是否受到信服和認可。表面看來，香港政府七一後公務員體系照常運作，各層次的執法機關並無受重大挑戰。如果有所謂管治危機，亦只是政府領導層的民望跌至谷底，特首所作之承諾在坊間已變成笑話，沒人再相信他有誠意或能力履行諾言。
要進一步理解政府管治危機的嚴重性，我們可運用JoelMigdal透過國家與社會關係分析「國家能力」的視野，審視過去幾年特區政府的能力如何急速下滑到危險階段。第一，政府從社會吸取資源的能力下降，表現於稅收不足，引致結構性財赤，至今未有清晰可行的處理方法和日程。
第二，政府在社會的滲透力不足。董特首一直依賴左派系統的工會、社團組織和部份商會支持他的施政，但卻缺乏群眾基礎，特別是中產階級的支持。在廿三條立法中，雖然近八成向政府遞交意見書的組織表示支持政府，但這些團體均沒法調動足夠市民簽名支持立法，遑論組織大規模集會遊行。
第三，政府無力凝聚社會，甚至成為社會分化之源。政府在處理居港權事件和控制公共開支的過程中，引發市民與新移民、公務員和申領綜援人士的分化，加劇了社會矛盾。
第四，政府施政無法在社會得到預期的回應。母語教學在學校受到抵制、救市措施無法激勵市民購業，SARS期間學校自行停課、一連串復興經濟措施換來更高的失業率。
政府的財政能力、滲透力、凝聚力和施政能力下滑到如此地步，再不能停留在文化大革命後以「四人幫」解釋一切問題的水平，以為撤換幾個官員便天下太平。我們必須認真檢視問責制如何未能有效理順政府與公務員、議會、政黨、民間組織以至社會大眾的關係。一個剛知道自己患了嚴重疾病的人，第一個反應往往是否認事實。今天政府的管治已病入膏肓，卻仍見不少政治鴕鳥埋首沙堆，自說自話：沒有危機！沒有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