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伯上周六赴京，與其說是「述職」，不如說是在香港一片「倒董」聲中尋求中央「挺董」。而中央領導人在暫時沒有更替方案（或沒有已達成共識的更替方案）之前，「挺董」也是必然的姿勢。若中央不表示「挺董」，特區政府的管理層不是更加紛紛亂？
「港人治港」無民主，不如「京人治港」，其原因之一是筆者過去說過的：港共比中共更左，被欽定治港的港人更要迎合中央領導人，更要不惜犧牲香港這一制去配合中國大陸那一制，反而直接由中央委派京人治港，較會掌握兩制的政策，較有分寸。
除了以上這個原因之外，近幾年無民主的「港人治港」的進程，還讓我們看到一個更難解決的困擾，就是香港特區不斷有各種各樣的人，紛紛揣摩或探尋中央的意向，在得到一點訊息，或其實只是北京某領導人不置可否的意向之後，就以得了「聖旨」自居，向董伯、向特區高官或行會、立會議員炫示，而媒體也紛紛向這些自稱有「高人」示意的人士查詢，並加傳播，於是造成唯上意是從的董政權的施政方向紛亂。
董政權在處理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章法大亂，進退失據，主要就由於受到這種各傳「聖旨」的干擾。
在七一之前，香港市民，行會、立會議員，多數人都相信對三項修訂，董政權是決不接受的，尤其是針對法輪功的「取締與大陸非法組織有聯繫的香港組織」這一條，肯定是中央的意思。而七月九日這個立法的「死線」也應是中央所定。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更有這類似的暗示。於是，七一港人上街，基本上抱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參加遊行。
七一之後，曾鈺成提出「三項修訂，如期立法」，政圈與傳媒，甚至連董伯，大概也相信這是中央的意思。於是七月五日才由全體行會議員站出來宣布這項決策。
然而，自由黨的田北俊，以及立法會議員李國寶、李家祥，卻不透過特區政府和中聯辦，自己上京去探尋「上意」。田北俊獲悉「具體立法條文」和「時間表」都是「特區自治範圍的事」，揭破了民建聯或董政權的「假傳聖旨」，他回港後就作出了一次導致扭轉乾坤的改變。
接下來，人大代表李鵬飛表示，七一晚上，有「直達天庭」的「高人」告訴他，董建華「玩完」。加上梁、葉辭職，於是特區政府高層官員、行會議員都有「樹倒猢猻散」的不穩定感覺。董伯遂在一片「倒董」聲中急急尋求中央支持。
整個發展，都同香港特區紛紛有人揣摩及探尋中央意向有關。儘管中央不想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但香港內部的變數，又離不開這種各傳「聖旨」的動作。而且，中央有各種機構，而自稱可以上達「天庭」者則數以千人計。這樣的「港人治港」豈能不亂成一團？中央領導人又豈能不覺得麻煩無比？
七一至今之發展，給予香港人，其實也是給予從政人士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啟示，就是不要再聽種種自稱來自「天庭」的「聖意」了。中央已再次表明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那麼我們就用雙腳來宣示，我們要怎樣產生治港的「港人」。
只有民主，才能產生一個毋須事事仰賴中央鼻息的自治政府。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