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共傳統的「敵情觀念」思維方式，對這次香港七一、七九、七一三的三次大示威，並將政治訴求從反廿三條立法提升到發展民主政制，很自然地會標籤為香港「反中亂港」的民主派要伺機奪權的陰謀。而煽動五十萬人上街的民主派的幕後黑手，就是美英的西方政治勢力。
這種思維方式不符合香港的現實，因而導致中方對香港形勢的錯估。和平示威不但沒有「亂港」，而且理性、和平、守秩序的情形可說全球示威運動中所未見。五十萬人示威也沒有人叫出「反中」的口號，連「平反六四」這樣的口號也沒有在這幾次示威中提出。
民主派也並不具有這麼大的號召力，能動員五十萬人上街。今年三月底民主黨花了十萬元宣傳，組織「中產階級抗財政預算案」遊行，也只得七百人參加。近幾年由於董政權刻意排斥民主派，使民主派政界人士無法涉足任何具政策影響力的各委員會，民主派於是逐漸被邊緣化。他們只具「批評政府」的功能，使民調中民主派無論政黨或個人，評分也在下降。
香港市民對中央貫徹「一國兩制」的信心卻逐年略有增加。對中央領導人，無論是上一屆的朱鎔基、李瑞環，還是新一屆的胡錦濤、溫家寶，香港輿情與民情均有正面的評價。上屆財政部長項懷誠，地方官員如深圳的于幼軍、上海的徐匡迪、陳良宇，港人的印象均不錯。當然，也有些惡形惡狀的京官受到批評。
香港人對民主從來不那麼熱衷。港英時代，自由與法治是現成的，有足夠保障，而民主與香港人日常生活的關聯不大，因此香港歷次選舉的投票率均偏低。
那麼，為甚麼會有五十萬人上街？為甚麼會使市民的政治訴求提升到發展民主政制？
動員市民上街的，是董建華、葉劉淑儀、曾鈺成、黃宜弘、陳鑑林、梁富華這些人，是曾憲梓這類親中挺董人士。
董六年施政的頻頻失誤，造成港人的經濟損失，已毋須多說了。就以行政主導這一環來說，董改變了過去依賴各委員會研究及制訂政策的做法，大多數政策都似是他一個人拍拍腦袋制訂出來的。董又改變行政會議作為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的《基本法》規定，將它變成由高官及可以掌握立法會多數的黨魁組成的執行機構。董對民主派的拒絕溝通及刻意蔑視排斥，使市民感到他的施政缺乏包容精神。市民對民主派的意見，未必都同意，但對董的欠缺包容卻極為厭惡。
葉劉及民建聯諸公的惡形惡狀，蔑視香港市民的態度，就更起了最大的動員民眾上街的作用。
最根本的，是市民從廿三條立法過程，清楚地看到，倘不建立民主政制，政府及御用議會就可以無視市民的權益，可以霸王硬上弓，可以為所欲為。因此，廿三條立法過程，可以說大大提高了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識，使他們真切感到民主的必須。這就是三次示威發展成推動民主訴求的香港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