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 余若薇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後，行政長官董建華最終同意押後二讀國安條例草案，然而政府這次讓步只屬政治形勢使然，在無法取得多數議員支持下惟有暫時押後二讀，絕非真心聽取民意。
很明顯，在董先生及一些傳統愛國人士心目中，堅持在七月九日立法並無不妥。
董先生強調政府對草案提出的三項修訂，足已回應市民對廿三條立法的憂慮，他並強調「市民認為政府對他們的訴求已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然而政府提出修訂前並未做過任何調查，更未曾與對草案有意見的團體及人士溝通，憑甚麼判斷已回應50萬上街市民的訴求？事實上民間對廿三條立法的關注是多方面的，包括立法過程及內容，董先生的說話，再次反映其對民意掌握與認知，與事實存在很大落差。
回頭看政府的三項修訂，的確比前有實質改進，尤其是撤銷警方毋須手令可入屋搜查的權力一項，有助減少市民憂慮。就禁制組織方面，政府刪除了有關取締內地危害國家安全組織在本港從屬組織的條文，然而草案仍然賦予保安局局長權力，可以毋須提出證據、理由，取締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本港組織，而組織成員亦會受到株連，他們必須證明自己已採取合理步驟終止成員身份、或者沒有理由相信組織已被取締，否則亦屬犯罪。
備受詬病的上訴機制亦繼續保留，保安局局長獲賦權制訂上訴規則，法庭在審理有關禁制組織上訴時，可接納一般不獲接納的證據；此外有關聆訊可在上訴人及其自聘律師缺席及閉門情況下進行，並由政府委任一名律師代表上訴人，上訴人旳權利未獲適當的保障。
就非法披露國家機密方面，修訂引入公眾利益辯解，然而同時限制其適用範圍，訂明只有在揭露官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或是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眾健康或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事宜，才可引用這辯解。
政府建議範圍，比民主派議員提出的版本狹窄，當中「嚴重」字眼定義亦不清晰。舉例，早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涉嫌偷步買車是否屬「嚴重不當行為」？傳媒若因揭露行政會議討論事件內容被檢控，是否可引用公眾利益辯解？新聞界不清楚法例的界線，又如何安心工作？
事實上市民對國安草案憂慮又豈止上述三點？其他如煽動叛亂罪，政府堅拒採納約翰內斯堡原則（有關言論引發或極可能引發即時暴力事件才構成煽動罪），不必要地限制言論自由；處理煽動刊物罪令出版界及資訊科技界感到憂慮；檢控時間無限制令政府可秋後算帳以至刑罰過重等。單單三項修訂，不足以消除對人權自由的威脅，市民亦需要更多時間消化及了解草案。
總括而言，這次爭拗反映董先生施政的根本毛病──與民意民情脫節，決策過程亦不民主。若他仍不吸取教訓，改變家長式的管治作風，其政治危機將不斷加深，即使可保住職位，亦注定要做「跛腳鴨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