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前政局中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中央對香港形勢的看法，尤其是對廿三條立法及董政權的看法。儘管我們認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香港人不應事事探尋中央的意向，但客觀現實是：如果不是中央欽定，董就不可能連任，而港府所有不得人心的施政，其來源都在於董。現在要董下台，當然有賴於香港人發揮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再次大規模上街表達我們的意願，但從政治機制來看，若董戀棧不退，那是可以拖相當時日的，而倘若中央撤回對董的支持，那他就非下台不可了。
就以廿三條立法來說，若不是田北俊到北京摸底，我們會認為在《基本法》廿三條的內容之外加上取締內地非法組織在港分支機構的條文，是中央的意思；而必須如期在七月九日立法也是中央的意思。事實上，葉劉淑儀就暗示過這是中央的時間表。因此，摸清楚中央的意向，與要尋求中央干預，是兩回事。前者是在董伯全權操控、一手遮天之下，不得已的做法。絕大部份市民對田北俊的行動肯定是支持的。
七月五日董提出「三項修訂，如期立法」之後，中央即開動所有機器予以支持，包括由人大法工委發表聲明，新華社對港區人大、政協的訪問，再發動親中團體、中方喉舌的表態。《文匯報》七月六日的社評就說，「延遲立法不僅無益，反而有害」。但過了兩天，董又宣布延期立法，於是中央不得不再發動所有機器跟着轉態。董抓不住形勢，也使中央抓不住形勢，以致在兩三天內有這樣的一百八十度改變。
根據中共的傳統作風，要轉態是不會「說變就變」的，尤其是在自稱「內政」的事務上，至少會堅持一陣。這次隨着董而一再轉態，也夠窩囊了。但這也正正說明中央在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大約真的是如田北俊所傳達的訊息，一是「立法是香港人的事」，二是「立法沒有時間表」。由此可見，立法條文的苛刻，對香港人的自由、人權的踐踏，很可能是董與保安局為迎合中央而做的設計，未必是中央的原意。至於七月九日的時間表，則是應民建聯的要求，為年底及明年的選舉而定下的立法「死線」。
事實上，大部份香港人不反對就廿三條立法。大律師公會早在保安局於去年提出諮詢文件之前，就對於如何在現有法律中體現廿三條，而應作的修訂，提出過建議。市民反對的是保安局所訂某些條文，更不滿的是不聽專業團體、法律專家意見的諮詢過程，以及「霸王硬上弓」式的立法時間表。
根據民調，香港人對中央在香港貫徹「一國兩制」的信心，一直在增加中，對中央領導人，尤其是新一屆領導人的印象也不錯。香港人反對的是董建華，包括他的施政與行事方式，用人手段。經濟再差，香港人也可以咬牙度過，唯獨對這樣糟糕的領導人，實在難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