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一大遊行的強力推動下，香港形勢變化得真快。當民心因二十三條的強行立法，而迅速堅定地向自由、法治、民主、人權的價值觀高度凝聚的時候，董伯仍懵然不覺。他在七月五日的講話中說，他在七月一日看電視，從下午一直看到晚上，「對於市民這些情緒和訴求，我相當理解和清楚。」但他的表現則證明他其實不僅不理解、不清楚，而且簡直是誤解並加上糊塗。因此，他才會以「三項修訂，如期立法」來回應七一大遊行。然而，又在田北俊辭去行政會議成員席位及重申自由黨支持押後二讀《國安條例草案》之後，於前日凌晨，特首辦宣布押後恢復二讀。
正如筆者前天在本欄文章引用梁啟超的話所說，當今全球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大勢相迫」，保守的董政府「變亦變，不變亦變」，只不過「變而變，變之權操諸己」，「不變而變，變之權讓諸人」，如此而已。
可惜董伯永遠落後形勢，不願「變而變」，只會被迫地「不變而變」。他的三項修訂是迫於無奈到了他認為的最後關頭，為勢所迫而提出的，但已太遲，修訂內容不僅未能滿足市民要求，而且市民更不滿的是過程的僵硬不化，因此他的讓步仍落後於形勢，仍未能被市民接受。於是，在「不變而變，變之權讓諸人」的情勢下，被迫宣布押後二讀。不僅顏面盡失，而且失去了立法會的穩定多數，行政會議的執政聯盟也告瓦解，正是陷入被人「束縛之馳驟之」的局面。「嗚呼，則非吾所敢言矣。」
香港社會的穩定力量是中產階層，不是草根，尤其不是那些事事只聽北京意旨而沒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的左派草根。如曾鈺成、鄭耀棠等人，文革時緊跟文革路線，歌頌毛與四人幫，積極「批鄧」，有人批評文革被指為「不愛國」，文革後又狠批文革，任何人稱道文革又被指「不愛國」。香港的管治豈能依靠這些人的力量？港大、中大的最新調查，顯示參與七一遊行的人士，百分之五十六有大專以上學歷，百分之四十一點三有中學學歷，逾九成反對二十三條立法，逾九成對政府總體表現失望及忍無可忍，八成多認為董應下台。他們學歷高，有個人獨立見解，遊行目標明確，絕不會受人「誤導」。
其實，七一遊行不但是反董、反二十三條立法，更隱藏着對立法會組成的不滿，隱藏着對全面普選立法會及行政首長的訴求。因為正是不民主之下產生的行政長官，及欠民主之下組成的立法會，才有可能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強行通過違反市民意願的《國安條例草案》。
董伯七月五日說，經修訂後的《國安條例草案》「比其他普通法地區的類似法例寬鬆」，「比香港原有的法例更加寬鬆」。──若比香港原有法例寬鬆，那又何須再立國安條例？至於「其他普通法地區」，基本上都是實行民主政制，法律的執行有民主政制的保障，香港怎能與其他地區比？因此，有人提出香港應先實現民主，才制訂牽涉人民自由權益的國安條例，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