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大遊行後，行政會議數次會議和董伯經三天考量而作出的「三大修訂，如期立法」的決定，反映了行政會議上兩大黨魁──田北俊和曾鈺成的鬥爭，也反映了董伯在兩大勢力中所作的抉擇。
據報道，七月二日董伯並無召集行政會議，只會見兩名司長和田、曾兩黨魁。相信當時，田、曾二人已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田的解決方案是押後立法，一方面由於他的接觸範圍使他較能體認到社會沸騰的情緒，二方面也是考慮到自由黨的社會基礎是商界及專業團體，自由黨憑功能組別進入立法會，所依賴的也是商界與專業界別的選票。曾的解決方案是「三大修訂，如期立法」，一方面是由於曾的接觸範圍主要是傳統左派，這些人儘管大多數人不是中共黨員，但大都受中共黨性的傳統框架所囿，對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尤其是中產者的情緒缺乏了解，二方面是考慮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民建聯的社會基礎是傳統左派的基層草根群眾，除工聯會、中總是由功能組別進入立法會之外，民建聯尚要依賴直選的選票，倘廿三條立法延遲，以至接近明年的選舉期，則對民建聯的選情不利。
這是兩黨的矛盾焦點。
七月三日董伯召集行政會議，顯然對兩個解決方案均有討論，而董伯明顯地較趨向於曾的方案。於是，在會議尚未結束前，田北俊已離席，逕赴北京，尋求中央對延期立法的支持。
與田北俊採取相同行動的，還有功能組別議員李國寶、李家祥，他們也前往北京，相信也是基於對董伯的遲遲不作決定，以及對「如期立法」的憂慮而前往作說客的。
中共傳統的政治鬥爭哲學，是將人群分成敵、友，我三類。在香港事務上，他們很明顯會把民主派劃為背後有外國勢力特別是英國殘餘力量支持的「敵人」；而田北俊及他的自由黨人，既是過去至現在的商界及專業界的精英，他們在港英時代也是既得利益階層，只是面對回歸的大勢，為了延續自己的固有利益才轉態支持中共政權和特區董政權的，他們被中共劃為「朋友」，是團結，爭取的對象，但不是「自己人」。
真正的「自己人」，是傳統左派，也就是被中共認為在港英時代被壓制的愛國學校、愛國工會、愛國機構的人士，他們久經考驗，緊隨中共的政治運動不變轉態，任何時候都緊跟中央，只有黨性沒有人性，只有黨的價值觀而沒有個人的價值觀，從中共的黨性立場來看，他們是最可以依靠的力量。依靠「我」，團結「友」，孤立及打擊「敵」，是中共數十年來的鬥爭策略。
中央儘管安撫田派，但最終一定支持曾派。董伯最後的抉擇也是曾派，因為他知道曾派是中共所依靠的力量。儘管這力量，在全球大勢所趨與港人普遍價值認同中，已勢衰力弱。即使「如期立法」，民建聯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中恐怕也返魂無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