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市民抱着「即使徒勞無功，並不表示我們不應該做」的心情參與七一大遊行，到七一後筆者提出肯定勞而有功、「我們必勝」的看法，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僅是認定「我們必勝」，而且可以認定：掀起反自由、法治、人權的逆流的董政權及其保皇走狗們，是必敗無疑了。
兩三天過去了，誠如《蘋果日報》的頭條標題所示：「董建華陣腳大亂」。董伯顯然尚不知道如何回應五十萬人的抗議之聲。董政權考慮的出路無非三條：一是順應民情，押後二讀三讀二十三條立法的時間；二是遵照投機派的曾鈺成所建議，抽起爭議最大的取締危害國家安全組織部份，及加入新聞界可用公眾利益作抗辯理由；三是不顧一切，實行霸王硬上弓，堅持不作修改並依原定時間在後天三讀通過。
董政權原先堅持要在七月九日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其如意算盤是：通過後約一年，而沒有任何違反國安條例的案例產生，也就是以一年的時間告訴市民，二十三條立法並沒有影響港人的自由與人權。經此一年後進行二○○四年立法會選舉，保皇派議員就可以振振有詞地指斥民主派是杞人憂天，甚至是有意要「唱衰」香港啦。於是，無論直選或功能組別選舉，保皇派均可保住現有議席，也就是在立法會可過半數。
這個如意算盤被憤怒的市民大遊行粉粹了。倘若國安條例按原定時間依原版在立法會通過，那麼可以想像的是，必有許多人憤怒地決定「以身試法」。本來不贊成暴力、不主張藏獨疆獨台獨的人士，偏要在這時候提出激烈的、煽動分裂國家的言論，看特區政府的執法機關要不要向他們起訴。若不起訴，那麼國安條例形同虛設，徒然引起市民對國家安全的更大衝擊；若起訴而法庭引用兩個人權公約判被告無罪，那麼國安條例更是形同虛設（這個可能性極大），若判有罪就更是掀起市民和國際社會的更大反彈了。
因此，國安條例倉卒通過，對市民固然是威脅，對中國政權、特區的董政權也絕非好事，它引起市民對國家政權、對董政權的衝擊，引起市民的分化，必益趨嚴重。
當今世界大勢所趨，反自由、人權的逆流是無法得逞的。正如梁啟超在一百多年前的《變法通議》所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敢言矣。」
董政權是否大幅修訂國安條例，已不重要。反正大勢相迫，變亦變，不變亦變，只差在他要把變之權操諸己還是讓諸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