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萬人大遊行過了兩天，特首董建華依然四處躲避，沒有站出來直接面對港人。面對如此重大的社會危機，作為香港最高領導人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卻藏頭露尾，上班時只敢向守候的記者說聲「早晨」，再不敢多說兩句，實在窩囊。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相信除中國外，再也找不到以這種方式應付重大危機的政治領袖。董建華為甚麼不站出來呢？說白了，董建華在「等候（北京）發落」！
出現重大社會危機後，董建華沒有第一時間站出來安撫港人、疏導社會情緒，是典型的中共應付危機方法。無論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運，還是九九年美軍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觸發的幾十萬北京人上街示威反美，中共領導人開始時都沒有露面，直至最高領導層（即政治局常委及幾名元老）商討，並為事件定性後，專責的領導人才出面講話，並同時部署如何應付這些危機。
同理，董建華在過去兩天都沒站出來回應公眾訴求，相信亦是在等候北京的指示，在中央政府未就香港的大遊行定性（決定其性質）、定調（決定回應的方法和基調）前，董建華不可能站出來，即使說幾句漂亮的門面話，他也沒這個能耐。因此，他只能無奈的苦候。
按中共的做法，凡發生重大事故或嚴重危機，主管的部門及地方領導必須向上級報告，由中央定奪如何回應，即使實施「一國兩制」，香港也不能例外。發生大遊行後，特首辦相信已透過港澳辦上報國務院。另方面，中共在香港的黨組織「港澳工作委員會」（港澳工委），相信亦已第一時間透過中共中央辦公廳向中央書記處報告。至於報告的內容，從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民建聯主席曾鈺成的言論，以及幾份本港的親北京報章的報道來看，董及左派傾向如期立法，但可作有限度的修訂。
對北京而言，香港的五十萬人反23條大遊行絕對是一樁大事，而中央拖延兩天還未向特區政府回覆，相信是參與處理的中央官員，級別遠高於主責香港事務的國務委員唐家璇，否則唐家璇可以作主的事，用不著拖延兩天。昨天下午董建華召開緊急行政會議，應已收到中央的初步指示，因而向行會成員收集意見。中央如何指示呢？董建華稍後公布的具體回應，相信與中央的指示相去不遠。
對北京而言，香港五十萬人反23條遊行是一樁大事，而董建華的回應視乎中央如何定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