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
萬人空巷的七一遊行，對昏庸而專橫的特區統治者，是驅之不散的惡咒，但對不甘於奴役、生生不息的民間社會，卻是本港走向真正自治的契機。
若說八九民運期間港人上街是基於對民運人士的同情，對中國民主化的期盼，七一遊行的澎湃人潮正好表達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徹底失望、對「一國兩制」的深切質疑。六年來，在董特首領導下的特區政府，作孽深重，政治上不僅箝制民主發展，更以惡法踐踏人權，打壓自由，損害法治。經濟上則朝秦暮楚，空話連篇，眼高手低，只懂向地產商特別是個別巨賈富商輸送利益，卻罔顧公平競爭和經濟效益，結果不僅是眼前的經濟衰退，樓市節節下挫，更令港人信心崩潰，彷徨無措。
諷刺的是，在政治從嚴和經濟失效的同時，社會政策卻走向注重回報，提高經濟效益。教育貶為經濟的附庸，福利服務服膺於經濟計算，腰纏萬貫的外國投資者在港買樓可立即變身港人，而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這些窮親戚要來港團聚，卻遙遙無期。更不堪的是，本港敗象紛陳，政府聲譽掃地，執政者仍可以託庇於專制的政治格局，漠視民意，堅持錯誤，動輒委過於人，同時抱殘守缺，拖延政制檢討，以保權力萬年壟斷。
面對噩夢連場，港人在遊行以示抗議後，更須緊密團結組織民間運動，爭取真正的自治。多年來，我們寄望體制逐步轉向民主，但現制在既得利益者的脅持下，民主前景凶多吉少，所謂議會民主，只是死路一條。此後，我們只有訴諸民間的集體智慧和力量，通過深入論證和群眾運動的相互配合，發揮社會凝聚力，為建設民主而公義的社會，在各個社會領域作長期的、有組織的和平抗爭。此舉不在乎執政者感應到民主的壓力，並更張政策，而更在乎培植立根民間、有理性依據、有道德威望的民主力量，從知識、道德和民望，蓋過以不民主體制竊取權位的執政者。
換言之，我們要在建制外成立民間政府。首先，我們要建立及鞏固民主發展的共識，再在此綱領下滙聚人才，籌募資源，部署策略，挑戰政府。其次，參與者在各自的專業組織或社會領域，加強動員，探討時政，發展另類政策，監督有關組織代表的政治表現。其三，民間政府必須爭取市民的認同，具體形式可以是立法會選舉、社會行動、政治動員、諮詢活動等。但無論形式如何，都是向市民推介民主綱領和政策主張，以聽取各方意見，並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
本港人才輩出，過往大多各忙各的，政府不太過份，也就得過且過。但董政府劣政六年，除了處處暴露其無能和無恥，更以高昂的社會代價，昭示了民主的可貴。我們在七一遊行咆哮過後，若還心有不甘，又怎能不再接再厲，為香港拼出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