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掌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上月在中共理論期刊《求是》發表長文《堅持『三貼近』要着重解決五個問題》，內容雖然空洞、沉悶，但提出了一個可能對中國行政決策影響頗深遠的建議：全面建立思想庫、智囊團，為領導人出謀劃策，使政府的決策更加科學。
現時中共的決策機制早跟現代社會脫節。在沒有輿論監督、「一把手說了算」下，只會定出粗糙、短視、只顧官員自己樹碑的政策，造成國家數以千億元損失。沙士疫潮中，中國政制的過時、僵化等缺憾，官員決策水平低劣、盲目等問題，表露無遺。設立智囊機構，或可補救官員水平不足的缺憾。
在歐美國家，智囊制度發展得非常成熟，政府首長、國會議員、地方長官，甚至大企業主都有學者專家提供專業意見。因「博弈論（GameTheory）」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納殊，五十年代初服務於美軍智囊機構時，發表了「博弈論」論文，近年被美國政府廣泛應用在牌照競投上，一改以往由政府部門甄選發牌的方式，令政府庫房增加逾百億美元。
李長春的「智囊團」建議，不啻是提高中國官員決策水平的良藥。中國古代也有智囊之設，劉備的諸葛孔明、包拯的公孫策、雍正皇帝的鄔師道都是有名幕僚。中共決策層其實也有社科院、中科院、國務院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智囊機構，各省市也有研究機構，人才數量也不少，只是不能形成研究網絡。
而且，這些機構「衙門味」太濃，往往只按長官意志辦事，對決策質量幫助不大。李長春在文中表明，「智囊團不是純理論研究，是對策研究，就是給領導出主意，當參謀」。言下之意，現在的智囊不能替領導人「拿出點子，拿出辦法」。
若全面落實這個建議，對留住人才、善用人才，也有莫大助益。現在人才錯配嚴重，不少碩士、博士被迫從事與其專業毫不相干的工作。相反，建立智囊制度後，中央、各省市，甚至重要城市（包括省會、沿海開放城市、單列市等，如武漢、深圳等）的黨政領導人都有智囊為他們提供意見，可吸納各方的學者精英。
但是，能否善用人才是這個制度的成敗關鍵。只有中共官員尊重知識，減少長官意志，並讓民間自設研究機構，才能令制度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