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不足一個星期，香港便踏入回歸第七年。在董建華管治下的六年，市民心中如打翻了五味架，雜味紛陳。九七回歸那天祈盼的「港人當家作主」，到了今天，「挺董」的人還在，不過「倒董」的人更多；而以老董、董太作嘲笑對象的地下文化發展蓬勃，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佐料。六年來，社會、人心變化巨大，本報一連多日就此作系列報道。 記者：譚秀嫺
【本報訊】特首董建華寄予厚望的高官問責制，運作一年以來，給市民的印象是問責制並不問責，甚至出現「唔知邊個話事」的混亂情況。董建華在去年七月一日第二任就職演辭中對問責制許下的承諾，竟變成今日的諷刺。交由大學教授來評分，問責制在十分中只取得四分，不及格。
「（政府）當務之急，是回應市民的訴求，徹底改變施政作風，令到特區政府能夠在困難的時刻，真正發揮出應有的領導效能。」特首這篇在去年七月一日問責班子就職禮上發表的演辭，今日重讀，叫港人別有一番滋味。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盧兆興直言，問責制過去一年是失敗的，「問責官員唔係好知自己應該點做；特首亦唔係好知乜嘢應該處分、調查」。
短短一年間，市民要求「問責」的事件已有三宗：馬時亨的仙股事件、梁錦松的偷步買車事件、楊永強處理沙士是否洽當。結果是，問責高官只向特首問責，令市民覺得官員犯錯毋須負責。盧兆興指出，特首推出問責制，目的只是鞏固其領導地位，以及培養下一屆的特首接班人。
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則說，特首把第一任的統治失誤，歸咎於沒有自己的班子，因此以為在第二任組成自己的班子，便可以扭轉局面。
不幸地，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說，由於特首急就章，眼高手低，反而把好事弄壞。他列舉問責制四大缺失：實行前沒有充份醞釀；政策局的劃分、任免的準繩，都是以制度遷就個人，人治色彩濃厚；與文官系統決裂，「孤家寡人」變成了「寡頭管治」；行政會議角色改變，核心諮詢機構變成高官磨合場所。
盧兆興指出，問責制下高官各自「博出位」，以至互相競爭，原應發揮協調作用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投閒置散，與其他局長平起平坐，難以發揮所長。
作為問責班子的領袖，冼日明說：「最重要係有正確嘅方向」；其次要授權，「可能董生自己唔係好放得低，太將每個決定當係自己嘅決定」，所以至今，「我睇唔到要問責嘅問題完全由局長決定」，例如沙士的停課決定；加上問責高官的部份職責重叠，以致「都唔知邊個話事」。此外，高官也需要專業化，冼日明舉例說，從事環保及營商的廖秀冬，未必熟識運輸，一上場便要求減車費，後來才發現未必做到。以十分為滿分，冼日明和鍾庭耀都只給予問責制四分，屬於不及格。
回歸六周年系列報道之六